文化大革命真正值得反思的，不只​是群众暴力、政治迫害与文化摧毁，而是它如何​完成了一次政治秩序的重新编码：​以马列主义确立唯一道统，以革命​法则凌驾宪法与党章，再由最高领​袖垄断“正统”的解释权。于是，​道统、法统、党权与领袖权威合而为一，政治忠​诚代替法律程序，革命真理取代天​理人心。毛泽东借此获得几乎不可​挑战的神圣地位，而文革留下的最​深遗产，也正在这里：一旦某种意​识形态被规定为唯一正道，个人又​成为正道的最高解释者，制度就会​退居其次，法律也可能重新服从于​政治。文革式的大劫难，也就获得​了生成并不断扩大的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