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
“三退”才能在天灭中共的各种灾难中保平安
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入过中共少先队、共青团，甚至入过共产党，加入时都曾发过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终身，这是一个要命的毒誓。意味着您自愿地把生命交给中共了，承认是它的一分子了，就要承担中共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您知道吗？在全世界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要命的毒誓。
中共自从1949 年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 万中国人，这包括上世纪50 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 年代的全国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屠杀市民学生；1999 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牟取暴利！活摘器官这种在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行，令人发指。一个人杀了人都要偿命，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的人，不邪恶吗？ 所以天要灭中共。
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它、为它奋斗终身的党、团、队员们，也会被上天看成是中共的一分子，就会成为中共的陪葬品。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加入中共党、团、队时都不是真心加入的，很多都是善良的人，所以上天也网开一面，给了保全我们自己的唯一办法，那就是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与中共划清界限，也可以说声明“三退”的目的是否定当初对中共发下的那个为中共献身的毒誓，这样才能在天灭中共的各种灾难中保命保平安。
您可能会说“我年岁大了早就超龄自动退了”，或者是“我不交党费了，不算是党员了”，这些都不是上天认可的，人要有行为上的表示才算数，用真名、化名、小名退都可以。不是在中共组织内退，是在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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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也在“跟党走”
〖中国大陆来稿〗乔金（化名）曾经是个思想顽固的粉红，听不得别人说中共半个“不”字。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武汉封城后，乔金在网上看到一份死于瘟疫的人员登记表，其中百分之八十多是中共成员，这让他顽固的思想发生了巨变。
从此乔金开始主动了解法轮功真相，不再“跟党走”了，因为他明白了瘟疫也在“跟党走”，“党”在哪儿，瘟疫就会跟到哪儿。还不只是瘟疫，他发现其它各种灾难也都在“跟党走”。
乔金得救了，四年多的瘟疫中，乔金没“阳”过，也没打过中共的毒疫苗。尽管他也发过烧，咳嗽过，但在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后，很快就好了。乔金不仅自己得救了，家人也都得救了，因为他们身后没有瘟疫和灾难。
目睹三退后的神奇
〖中国大陆来稿〗去年陪护家人住院的时候，碰到冉河头的一个病人，老头87岁了，每天晚上发高烧，吃、喝、拉、撒什么都不知道了，三个儿子轮流陪护他，晚上看着烧的昏睡的老爹，一点办法也没有。我试着给他三个儿子讲大法真相，先讲了大法弘传一百多个国家，《转法轮》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文字，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等等，又讲了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三退才能保平安。他们好象听明白了。
一天白天，老二对他爸说：“咱们也把党退了吧？”老头说：“行，我不要它了。”那天晚上，老头不发烧了，也不迷糊了。医生说再观察两天。两天后，三个儿子带着老人高兴的回家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明真相、三退后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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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欣赏：三退逃大灾
珍惜生命 三退保平安- 操你们妈你们这些死了父母的东西中国共产党牛逼操你妈
跟着党妈走，提前进入火葬场。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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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静
听到一个恐怖的预言，一直没敢说。
但是30多年之后，很多事实竟然浮出了水面，在事实面前不得不相信了，好在上天有好生之德，能够网开一面，还在给那些迷途的人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希望看到的读者朋友能够并反思一下，别错过自己和家人、朋友被救度的机会啊。
事情还要回到苏联解体后，那时候自己才10多岁，自己家的一位亲戚，是离得不远的表亲，他的爸爸是我的亲三姥爷。
记不得是在什么情景下，他跟我说了一句很恐怖的预言：“将来党员一个都不剩”，那是90年代初，文革的时候自己还小，对中共的邪恶还认识的不是很清楚，对于亲戚说的话不太能理解，怎么可能那么绝对呢？一个都不剩。不过那位亲戚因为坚决不入党，所以没当上村干部，这倒是事实，家里人都知道的，他也不太敢对别人说，只是对自己的亲人说了。
那么他说的话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他的大爷留下来的一本预言书，他的大爷也是我的姥爷，姥爷去世后，他爹就把书拿回家收藏了起来。他还说：书里有四个字“英飞俄落”，原来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了，而香港一百年也到期了，中国又和英国签定了香港回归的声明，这时候他就明白了“英飞俄落”这四个字的意思了。
他还跟我说：“党员躲都躲不掉，将来共产党下台后，很多党员会藏起来，但是会出生一个人，能看见他脑门上有一个党的标志，然后就会被杀死。”说得神乎其神，我就当故事一样听，虽然心里还是不信的，但是却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一直都清晰地记得，因为实在太惊悚了。
不过说来也奇怪，十多年之后，就听见法轮功修炼者，在街头、在电话里，在跟你说：“三退保平安”的事，自己还是不太相信的，但是会想起亲戚给我讲的预言，恰好还对上了，更绝的是，法轮功修炼者说：“三退”是为了抹去额头上的兽印，和我家亲戚说的又不谋而合了，真的是很神奇的。
但是他说的“将来党员一个都不剩”，还是觉得太恐怖了，也不敢对别人说。直到最近自己才恍然大悟：二十多年来，他们在给入过“党、团、队”的人三退，不就是解除了原来预言书上说的了吗？如果加入过“党、团、队”的人，都退出了，不就不在被预言淘汰之列了吗？
真是自己悟性太差，到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法轮功修炼者真的是在救人啊，或许也是到自己该说给大家的时候了。特别是最近也看到了很多明白过来的中国人说的话，真是太可贵了。
最近知名博主“摩西煮酒”在X平台发帖，表示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数十年，“却被污名、被围剿、被嘲笑”，直到现在大家才发现法轮功学员说的一直是真话，他感叹“世人都欠法轮功一句‘对不起’”。这个帖子引来不少赞同的留言，但也有大量小粉红对他进行攻击谩骂。
知名博主摩西煮酒还说：“其实坦率地讲，这可以理解。当一个问题触碰到最敏感，体制最疼痛的地方的时候，这种极端的情绪就会出现。所以说在一个普遍说谎的时代，能说出真相本身，那就是一种革命。”
除了网上的攻击，摩西煮酒因为敢于发声，虽然身在美国，也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
摩西煮酒：“我在网上我说了很多话，经常受到威胁，又是要弄死我呀，这种话讲的人很多。其实在美国大家都知道，这都是言论自由，但是在中共那里，那就是违反了它的体制的要求，要给你一些制裁。”
最后，必须为“摩西煮酒”这样的觉醒者和勇士点赞！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必须要三退，真的是在救自己和家人的命啊，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中共权贵，共产党就是附体在中国人身上的邪灵，最后是要把自己拉向地狱，因为邪恶的中共，一定要被清算，到那一天，还没退出来的真的就要与它一起陪葬了。
因为一本预言书里有一句很恐怖的预言：“将来党员一个都不剩”。今天讲给你，希望您不要和我一样悟性太差，现在才明白过来。不过还好，只要在中共未解体之前，能够退出来，就有被救度的希望！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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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6日，习近平过完73岁生日仅一天，美国参议院以正式决议案的方式，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信号：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犯罪组织，习近平是其最高头目。
这不是民间舆论，不是媒体评论，更不是任何党派的政治攻击——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第119届国会通过的第444号正式决议案（S.Res.444），是具有法律意义的立法机关声明，是未来一切制裁行动的法理基础。
这份决议最深远的意义，在于它对全球华人明确表明：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它以美国参议院的正式立场，把中共政党的罪行与中国人民的命运切割开来——而这个切割，正是二十余年退党浪潮一直在做的事情。
共产主义邪灵的最终覆灭是历史的必然，而在这个覆灭到来之前，每一个与它名义上捆绑的人，都需要在天意良知与邪灵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今天，这个选择的现实后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
第444号决议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里克·史考特（Rick Scott）于2025年10月9日提出，历经外交关系委员会解除审议程序后，于2026年6月16日正式获得通过。
决议明确以”犯罪组织“定性中共，以”头目“称习近平，并呼吁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一切可适用的制裁授权，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这是美国参议院有史以来针对中共最高领导人最直接、最严厉的正式声明。
决议通过的日期——6月16日——在政治日历上并非随机。那一天，是习近平73岁生日的次日。而决议编号”444“中，”四“在中文语境中历来与”死“谐音，三个”四“并列，被很多人视为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决议所罗列的中共罪行，涵盖公共卫生、经济掠夺、军事威胁、间谍渗透与人权侵害五大领域，几乎就是过去数十年中共全球危害行为的一份完整控诉状。
在公共卫生方面，决议批评中共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系统性隐瞒，并借助世界卫生组织散布不实信息；同时指控中方在2019年与2023年两度承诺加强芬太尼管控却未兑现，致使美国每年逾7万人死于芬太尼过量。
在经济掠夺方面，决议批评中共长期违背世贸组织义务、以”一带一路“造成他国主权丧失与债务困境；并特别点名2025年2月赞比亚一座中资铜矿尾矿坝溃坝事件，超过5000万公升有毒废水流入卡富埃河，严重威胁当地民众生计。
在间谍渗透方面，决议指控中共加速在美情报行动，包括2017年对征信机构Equifax的网络攻击，以及在美国本土非法设立秘密”警察站“，对海外侨民实施恐吓与监控。
在地区安全方面，决议谴责中共企图以武力夺取台湾、频繁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在西菲律宾海骚扰菲律宾船只，并与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问题上相互配合。
在人权侵害方面，决议罗列出的中共罪行尤为触目惊心：对新疆维吾尔等穆斯林群体实施现代种族灭绝、上百万人被关押于监狱与劳改营、对西藏人的强迫劳动与文化压制、香港《国安法》下对黎智英等良心犯的不公拘押、对法轮功修炼者等政治异见人士的活摘器官、对基督徒的系统性迫害。
决议还特别提及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称其在36年后仍是中共”残暴与怯懦“的鲜明印记。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邪灵对人类的危害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一场系统性毁灭计划。芬太尼危害美国家庭、活摘器官戕害无辜信仰者、”一带一路“侵蚀他国主权、间谍站压制海外侨民——这些看似分散的行为，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最大限度地摧毁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家庭结构、信仰根基与国际安全架构。
第444号决议把这一切罗列在一份正式的立法文件里，等于以人类最具权威性的政治语言，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判断做了一份现实世界的左证。
共产主义邪灵的目标，从来不只是一个政权的延续，而是对人类文明的系统性摧毁。它的覆灭，是天意的必然，也是人心觉醒的必然结果。
在中文世界，“四”与“死”的谐音并非偶然的民俗联想，而是深植于汉字文化中的一种语言直觉。三个“四”并排成“444”，其所承载的象征重量，在中文语境的读者心中，比任何文字表述都更加直接。
当然，一个美国参议院的决议案编号，取决于立法程序中的排序规则，未必出于刻意设计。但在宏观的历史进程中，看似偶然的巧合，有时恰恰是某种更深层规律的显现。天意的示现，从来不需要借助人力的安排，然其力量却直撼人心。
更加具有戏剧性的，是决议通过的日期。6月16日，习近平73岁生日的次日——美国参议院正式以“犯罪组织头目”定性一位正在任职的国家元首。这是人类外交史上罕见的严厉政治宣示。
当一个依附于邪灵的政治人物走向其个人崇拜的顶峰时，往往也正是历史清算开始密集临近的时刻。73岁，“七三”的数字组合，在中文传统文化的记忆中，同样有着不寻常的分量——“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句流传千年的民间谚语，在此时此刻，令人不禁深思。
第444号决议在措辞上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决议表达了美国参议院与“中国人民及全球所有承受中共统治后果的人”站在一起的立场，同时明确将批判对象指向中共党组织与习近平个人，而非中国人民整体。
这个区分，对于每一个海外华人而言，都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它意味着：在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中，一个人是否仍以中共党员身份存在，是判断其与“犯罪组织”关联的法律与道义依据；而中国人的身份本身，并不构成问题。
《九评共产党》从2004年发表之日起，就一直强调这个区分：中共不等于中国，党文化不等于中华文化，效忠中共不等于热爱中国。今天，美国参议院用一份正式决议，把这个判断写进了美国的立法记录。
共产主义邪灵对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把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与它的政治组织强行捆绑，使人们在反抗邪灵时，同时陷入对自身文化根源的困惑与恐惧。
“中共不等于中国人”这个命题，不只是政治上的澄清，更是灵性上的解放——它告诉每一个中国人：你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连接，不需要通过中共来确认；你的民族骄傲与文化认同，不需要以继续留在党的名册上作为代价。
切断与中共的名义捆绑，不是背叛中国，恰恰是回归真正的中华。
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对许多身处海外的华人而言，“退党”这个词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立场的宣示——他们认为，自己在国内时被动加入的党、团、队，与今日的现实生活并无直接关联。
第444号决议的通过，彻底改变了这种认知。当美国参议院正式以“犯罪组织”定性中共，并明确表示将依法推动对相关官员与成员的制裁时，仍以党员身份登记在中共组织册上的人，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法律风险问题。
这是美国移民法早已存在的规定：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a)(3)(D)明确规定，“任何移民现在或曾经是共产党员，都是不可接受的”。
换言之：一个仍具党员身份的中国移民，在申请美国绿卡、公民身份或入境时，都可能面临法律障碍。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证明》，已获美国移民局（USCIS）行政上诉办公室正式相信，作为申请人退出中共的有效法律凭证。
美国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室（AAO）案例号15777386，日期2021年11月四日：一位持有美国公民配偶身份的中国移民申请永久居留，因曾具有中共党员身份而遭旧金山移民局办事处拒绝。申请人在上诉中提交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证明，AAO裁定原决定被撤回，案件发回重审。
AAO在判决意见中，特别注明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是“在美国注册的免税实体，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或任何中国共产党官方分支机构”，并确认其退党证明作为申请人主张退党的有效左证材料。
这个案例传递的信息无比清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证明，在美国政府的行政程序中已具备法律意义——它是你在法律面前、在移民官员面前，与“犯罪组织”切割的最有效凭证。
【重要提示】美国移民法212(a)(3)(D)条旨在防止对美国政府及自由社会体系具有潜在威胁的极权政体成员入境。该条例规定：任何现在或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外国人，均被列为“不可入境”，申请绿卡或公民身份时可能受阻。退党证明是申请豁免的关键证据文件，已获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室正式相信。
每一个加入中共党、团、队的人，都在入党宣誓那一刻与这个邪灵组织建立了某种精神上的捆绑——党籍不只是一个行政登记，它在更深的层面上，是一个灵魂对邪灵效忠的宣告。
当一个邪灵组织走向历史的审判时，与它名义捆绑的人，在不同层面上都将承受它覆灭所带来的后果。法律层面的制裁风险，只是这个后果中最外层、最容易量化的部分。
因此，退党既是法律意义上的自保，也是灵性意义上的自救。它是一个人向天地宣告：“我看清了这个组织的本质，我不愿再被它的名义所捆绑，我选择站在正道一侧。”
二十余年来，超过4亿6300万次的三退声明，已经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精神撤离行动。每一份声明背后，都是一个个体对邪灵捆绑的清醒切割。
“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出共产主义青年团、退出少年先锋队这三个组织。凡曾以任何形式加入其中任何一个组织的人，均可声明退出。
很多人会问：我早就不交党费、不参加组织活动了，算不算自动退出？被动的“不活跃”并不等同于是明明白白在正邪之间做出选择，主动书面声明才能解除之前自己对中共立下的誓约。古训告诉我们，人立誓约会兑现！解除誓约得靠自己明明白白主动解除，方能奏效。人的愿力决定自己的未来。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提供中英文《退党证明》的在线办理服务，流程清晰、信息保密、终身有效。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学习七个视频讲座，系统了解中共邪恶本质的历史与现实依据。
第二步：在完成每节课程后，回答测试题，巩固知识要点。
第三步：完成退党中心认证考试。
第四步：考试通过后，填写与护照相符的个人信息，获得中英文退党证明。
退党中心网站上办理时，所有个人信息均受到严格保密，且申请人可自行说明系“主动办理”，以体现退出的自愿性与真实性。
退党证明在下列情况下可作为重要支持文件：
1. 申请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时，可作为“已退出共产党员资格”的证明文件；
2. 入境美国时，随身携带，可在必要时主动出具；
3. 在美国以外的民主国家办理移民手续时，作为政治背景说明的左证材料；
4. 作为个人灵性清白的书面存盘，长期保存。
对于仍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人：声明退出可使用化名，退党中心同样接受化名声明，同样具备灵性意义上的切割效果。在条件允许时，办理正式退党证明，以备日后移民或出境使用。
对于已在海外定居的华人：尽快办理正式的中英文退党证明，并在移民手续中主动申报、使用。不要等到移民官员提问才临时应对，主动出具证明体现的是“主动退出”而非“被动说明”，在西方主流社会中的程序中分量更重。
对于正在申请移民或签证的人：如果曾具有党员身份，应在律师指导下主动向移民局披露，同时提交退党证明作为左证，走合法的豁免申请途径，而非试图隐瞒，后者在审查收紧的环境下风险远大于前者。
对于在美华人小区：积极传播第444号决议的信息，帮助身边尚不了解情况的亲友认识退党证明的法律意义，这既是对他人的帮助，也是对自己所在小区的保护。
共产主义邪灵的覆灭是天意的必然，这个进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第444号决议的通过，是这个历史进程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上的新阶段。
对每一个仍以党员、团员、队员身份登记在中共组织册上的华人而言，这个节点所传递的信息无比清晰：历史的清算已在路上，选择的窗口仍然敞开，但不会永远敞开。
法律层面的制裁风险、移民手续的法律障碍、灵性层面的业力捆绑——这三个维度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与中共切割，越早越好。
退党，是一个清醒的人对自己命运的负责任选择。它是对一个邪灵组织的拒绝，是对自身良知、灵性自由的重新确认，也是在历史清算到来之前，为自己和家人构筑的最有力保护。
超过4亿6300万人已经做出了这个选择。历史站在哪一侧，不取决于你的过去，而取决于你今天的决定。
“天灭中共是必然，退党、团、队保平安。”识时务者为俊杰——认清现实，做出对自己和家人最有利的选择，正是此刻。
【立即行动】
▶退党服务中心：tuidang.epochtimes.com
▶办理退党证明：tuidang.org/cert/
▶网上声明三退：santui.tuidang.org
▶End CCP 全球联署：endccp.com
资料来源：
．美国参议院第119届国会第444号决议案（S.Res.444，2026年6月16日通过）
．美国移民法212(a)(3)(D)条
．美国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室（AAO）非先例判决案例号15777386（2021年11月4日）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tuidang.epochtimes.com）公开统计数据及移民局认可案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责任编辑：晟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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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浩浩荡荡，中共末路已清晰可见
2026年5月，全球三退人数再创新高，124.59万人宣告与中共决裂。与此同时，从美国到英国、从德国到挪威，中共代理人案件接连曝光，引发国际社会对华人群体的广泛不信任。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意识到：只有公开与中共切割，才能保护自己的清白与未来。从沿海工厂的打工者到体制内的党员干部，从海外的前央视记者到旅居欧洲的普通移民，越来越多的人正以“三退”的方式，向这场延续七十年的谎言、暴力与恐惧，坚定地说出一个“不”字。三退，是一个人在良知面前的自我交代，也是对共产主义终极目的最彻底的拒绝。
2026年5月，全球三退人数再创新高，124.59万人宣告与中共决裂。与此同时，从美国到英国、从德国到挪威，中共代理人案件接连曝光，引发国际社会对华人群体的广泛不信任。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意识到：只有公开与中共切割，才能保护自己的清白与未来。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消灭现存的社会状况”——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家庭、消灭宗教、消灭民族国家，乃至消灭一切独立于党之外的人类存在方式。七十多年来，中共以这一终极蓝图为纲，在中国境内实施极权统治，并将魔爪伸向世界每一个角落。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认清这一真相，并以“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作出自己的选择。
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统计，2026年5月有124.59万人在退党网站发表三退声明，为今年前5个月中最多的月份，平均每天三退人数达40,190人，高于前4个月。今年1月至5月，共有577.31万人声明三退。
截至5月底，累计三退人数4亿6,218万5,968人，占全中国人口的32.9%，占比比4月底上升0.1个百分点。联署End CCP（打倒中共恶魔）的人数达527万0,161人，比4月增加4.8万人，比年初增加15.2万人。
通过对2026年5月公开发表的三退声明进行梳理，声明人的职业涵盖警察、高校职员、企业经营者、教师亲属、打工者、退休人员及海外华人等多个群体。退出原因既包括对现实经济困境和社会乱象的不满，也包括对中共历史罪责与现实迫害的反思，更有基于信仰、良知与个人价值观的主动选择。
从整体来看，认清中共本质、经济民生因素、社会黑暗与腐败不公、迫害法轮功、良知觉醒，成为最突出的五大动因。
1. 认清中共本质与欺骗宣传
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动因。许多声明人表示，过去长期受官方宣传影响，随着接触外部信息或人生阅历增加，逐渐发现中共宣传与现实严重脱节。
上海高校工作人员Alex说：“求学和工作这些年来，我亲身经历了社会上的种种现实，也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更多国内外信息。我逐渐发现，中共所宣扬的理念与其实际运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它充满暴力和谎言，靠血腥杀戮，以马列主义为外衣，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严重限制个人自由和人权。这与我内心一直认同的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产生了根本冲突。”
天津的高涵说：“曾经我被中共蒙蔽，误以为他们真为人民做事，到头来却是彻彻底底的欺骗。他们包庇猥亵犯、贪污犯的恶行，历史将绝不饶恕。”山东Qiu Wensheng说：“从以前被洗脑、相信共产党的谎言，到接触真相后慢慢明白了。”
这种认知转变的声明约占总体三分之一以上，基本特征都是：从相信到怀疑→从怀疑到觉醒→从觉醒到公开切割。
2. 经济恶化与生存压力
这是近年来三退人数增长最明显的动因，表现为外资撤离、失业增加、生意难做、收入下降、打工艰难等。
三退人士唐宏军说：“这几年经济一天不如一天，生意根本没法做，到处都在裁员、失业，普通老百姓为了糊口拼尽全力，生活真的太难了。一个天天喊着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能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治理成现在这个样子——经济崩溃、社会治安一塌糊涂、老百姓连命都保不住，这叫什么本事？这样的党，根本不配再统治老百姓！我对它已经彻底死心了。”
三退人士户永也说：“习近平上台更是加速了中国经济的瓦解，外资撤离，基建烂尾，民生凋敝，外卖都没单子了。”
三退人士雷伟说：“习近平上台后更是民不聊生，我们小区住的黑人留学生每月一万多的补贴，我两个月也挣不到一万。外资撤离，遍地失业，都来干外卖、网约车，单价一路狂跌，中共政府视而不见，不把民众当人。它大肆宣扬无神论，颠倒黑白，让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价值观缺失，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四川企业经营者张新说：“真的被中共各级部门坑惨了，三天两头敲诈，生产许可证要花大价钱办，没过几年又毫无道理地作废，重新办又是一大笔钱。有朋友的许可证才办几个月就废掉了！共产党简直是土匪流氓！”
3. 社会黑暗与腐败不公
大量基层民众对腐败、特权、司法不公、行政乱收费、官商勾结、维权困难表达愤怒。
四川余安说：“我是底层打工人，一辈子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看到那些贪污腐败的人民代表花天酒地的生活，作威作福的样子，我才知道邪党才是我们辛苦的罪魁祸首。”
化名“真理”的大陆人士发文“声援4.6亿中国同胞勇敢三退”。他写道：“当今的中国，经济下滑，百姓辛辛苦苦一年，也挣不到几个钱，有钱不敢花，有病不敢看，而中共的官员们却奢靡无度，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割百姓的‘韭菜’，压榨百姓，真是无耻！天灭中共！”
4. 亲身经历或见证迫害
与一般社会不满不同，亲历迫害者往往直接形成对政权合法性的否定。谢稚风声明说：“我的亲戚本是很优秀的老师，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迫害，工作都失去了。这么些年，她的隐忍和坚持，她的真诚，我相信她。”
安金东等四人也声明表示：“我们有亲人修炼法轮功，多年目睹她被邪党迫害的过程，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敢多帮。现在已看清邪党的邪恶。”
叶海凡、程爱青声明：“曾被计划生育迫害，痛恨中共，没有人权，想跟中共划清界限！”
5. 良知觉醒，反感强制洗脑
许多人强调，年幼时缺乏自主选择，入队、入团、入党是学校统一安排，并非真实意愿。成年后看清中共邪恶本质，希望废除誓言。
阿融说：我原来上小学、中学、高中时候是学校给我直接安排入少先队和共青团的。我现在知道了这个邪恶党在坑害我们，他们给我们长期洗脑‘教育’，让我们好坏不分。现在我终于认清共产党他们的邪恶。”
梅有顺说：“中共谎言暴力，道德败坏，毁人无数；加入时要发誓为其牺牲生命，黑社会也没有这样阴险邪恶。官越大，党性越强，犯罪率越高。我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必亡。我自愿退出团队，远离邪恶，守住人性和良知。”
李健也说：“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中国人。”
1. 体制内人士声明三退层出不穷
三退大潮兴起以来，退党网站上不乏省部级高官、军人、警察及各行业公务员的身影。中共中央党校曾有25名不同部门官员集体发表退党声明。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公开退党，称中共是“政治僵尸”，“这个体制从根本上讲要抛弃掉它”。
今年5月，也有体制内人士声明三退。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的蔺建，是体制内的一名中共党员。他声明说：“这么多年，我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在此声明退出。”辽宁省任卫明是一名警察，他说：“有缘了解到真相，想借此机会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曾经入党时的誓言作废。”
2. 海外华人增长明显
许多旅居海外的华人，过去在国内接受洗脑教育加入党团队，来到自由社会后通过接触真实信息，纷纷与中共切割。
前央视记者在纽约法拉盛街头听了三退义工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后，就表示要“三退”。这位记者透露，自己以前是中央电视台（央视）记者，曾采访过一位催眠大师，做过一期节目。据他描述，该催眠师能让人在催眠状态下，如做梦般清晰回忆前世今生。但这种内容央视是不可能通过的，所以最后没有播出。当他听说法轮功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如果按照《转法轮》书里的要求实修，最终可以达到功成圆满、解脱六道轮回之苦后，还请了一本《转法轮》。
旅居加拿大温哥华的雷如意直接在退党网站发表声明说：“在大陆打了三针疫苗，身体非常难受。来到国外了解到真相，认清了中共恶魔，退出邪恶的党、团、队，保平安！”
中共的终极目的，不止于在中国境内推行极权统治，更要将触手伸向全球每一个有华人的角落。2026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挪威等国相继揭露大量中共代理人案件，给海外华人群体带来连带信任危机，加速了与中共切割的意愿。
1. 美国密集起诉 震撼海外华人小区
2026年5月12日，美国总统川普启程前往北京前一天，联邦司法机构公布一系列中共渗透重大案件。这些看似独立的案件，共同指向同一脉络：中共早已把海外社会当作延伸战场。
案例一：南加州阿卡迪亚市市长王艾琳认罪
美国大洛杉矶地区阿卡迪亚市市长王艾琳，就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的指控正式认罪，并已辞去市长职位。这是联邦执法部门针对加州一系列涉中共案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
王艾琳的案子，无法脱离她前未婚夫孙耀宁的案子单独来看。两者是同一场阴谋的上下集。
孙耀宁，65岁，南加州华人圈知名的“政治掮客”，出生于南京，曾在中共武汉军区服役。FBI甚至取得了他与另一名非法中共代理人陈军共同身穿中共军服的合照——两人的渊源，并不是在美国才结下的。一个美国城市的市长，对着北京官员说“谢谢领导”。这句话，就是整个案件最沉重的缩影。
案例二：纽约长乐公会前负责人卢建旺被裁定罪名成立
纽约的美国华人小区领袖卢建旺被裁定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罪名成立。他被指控在中国政府的指示下，在曼哈顿运营一个秘密警务站，负责监视和报告政治异见人士的情况，并涉嫌协助中方人员获取海外信息。
案例三：美国记者保肯承认充当中共代理人
2026年6月4日，51岁的美籍记者托马斯·韦尔·保肯二世（Thomas Weir Pauken II）在弗吉尼亚州联邦法院认罪，坦承充当中共代理人，听命于中共国安部，并从一名被称为“卡西”（Cathy）的官员手中收取至少10万美元的酬劳。
保肯曾长期任职于多家中共官媒，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英语新闻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以及中共主要喉舌新华社。该案定于9月1日宣判，保肯最高可能面临10年监禁及25万美元的罚款。
案例四：中共黑客徐泽伟被引渡美国受审
34岁的中国公民徐泽伟，受中共国安部上海国安局指挥，参与代号“铪”（Hafnium）的黑客组织，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波及超过12,700个美国机构。他的任务之一是在疫情期间渗透得克萨斯大学，窃取COVID-19疫苗与免疫研究数据。
徐泽伟在中国境内隐藏多年，直到与妻子飞往意大利度假，一落地米兰马尔彭萨机场即被逮捕，今年4月被引渡美国受审。FBI警告：“你在中国境内享有的安全保障，在你越过国界的那一刻就不复存在。
2. 英国、德国、挪威：西方民主阵线全面围堵
2026年5月7日，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宣判首起“中国间谍罪”案，前英国移民官卫志梁和联络人袁松彪，被控替香港（实质是中国）情报机构监视在英国的香港民主派流亡人士，包括知名活动家罗冠聪。他们利用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作为掩护，收集异见人士的行踪与住址，策划跨国骚扰。
几乎同一时间，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逮捕了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夫妇Xuejun C.与Hua S，两人均为拥有中国背景的德国公民。他们长期针对德国高校与研究机构的航空航天技术、信息科技及人工智能领域搜集情报。
挪威警方亦逮捕数名涉嫌非法获取敏感信息的中国籍人士，其中一起案件涉及卫星数据搜集，目标很可能包括北约重要设施安多亚太空中心，引发对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高度关注。挪威情报部门直言，这是中共国家支持的“混合威胁”行动。
3. 中共的渗透如何伤害普通华人？
对于华裔美国人而言，中共代理人被判刑的事件频发，已对华人小区造成明显冲击。随着相关案件不断曝光，人们逐渐看清北京的一种固定操作模式：招募华人移民渗透美国政府，或胁迫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异见人士及其他政府批评者噤声。这种模式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整个海外华人群体承受“连坐式”的不信任——即使是毫不知情的普通移民，也可能仅因族裔身份而遭到怀疑。
这种由中共一手制造的信任危机，正是促使越来越多海外华人选择公开三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中共切割，不仅是道德上的选择，更是在现实处境中保护自身清白的必要之举。
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跨国镇压及全球扩张的关注升温，各地反共活动持续展开。海外华人、香港人、维吾尔人、西藏团体等人权人士举办集会、游行、灯光投影等活动。
今年5月，海外华人民主人士在美国多城市进行大型灯光投影行动，将“结束中共暴政”“停止跨国镇压”“共产党≠中国”等中英文标语投射到中共驻外机构与地标建筑上。
相关画面通过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引发各界关注。参与者表示，在中共不断加强对海外异见人士监控、骚扰甚至威胁的背景下，公开表达反对专制的声音具有特殊意义。
6月7日，中国民主党等多个民主团体在纽约最大的华人小区法拉盛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集会和游行。活动以“拒绝遗忘，无惧恐吓，年轻人站起来！”为主题，数百名近年逃离中共高压来到美国的年轻华人振臂呐喊：“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下台！”
洛杉矶方面，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组织“民主战车”车队游行，并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悼念六四死难者。视觉艺术家协会则举办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表彰长期坚持揭露中共暴行的人士。
台湾30多个民间团体以“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为主题举办六四纪念系列活动。台湾民进党提出严正要求，中共必须正视历史、承认过错，立即释放黎智英和所有受中共无理关押的异见人士，停止用违反文明的野蛮手段扼杀民主、侵害人权。
大纪元陆续公开发表两千多张从未曝光的“六四”历史照片，这些照片是一位当年的官方摄影师亲历现场拍摄的，沉睡37年后首次公开，以期引领读者重返那段令人悲痛的历史现场，提醒世人勿忘中共血腥屠杀同胞的暴行。
与海外公开纪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纪念活动持续受到当局打压。“天安门母亲”群体更首次被禁止前往公墓祭奠亲人。香港警方则持续严密监控各种悼念行动，维园烛光晚会已连续多年无法举行。
与海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和香港的纪念活动持续遭受打压，“天安门母亲”被禁止祭奠，维园烛光晚会多年无法举行。
面对三退浪潮持续壮大，中共将迫害延伸至民主国家。2026年2月23日至6月2日，美国、英国、韩国发生五起针对三退义工的暴力袭击，退党中心总部还收到炸弹恐吓信。
1.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真相点遭两度攻击
2026年6月4日下午3时，英国法轮功学员设立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真相点，先后两次遭到袭击。当天，法轮功学员谭红云女士正在向路人散发真相传单，一名亚裔男子突然将她身旁的真相展板撕毁，并丢弃在地。谭女士见状上前质问对方，该男子在另外三名同伴的陪同与掩护下，迅速离开现场。
紧接着，在大英博物馆正门另一侧，又有两名亚裔男子破坏另一块真相展板。法轮功学员李先生发现后上前阻止，反而被对方大力推搡。当他拿出手机准备拍摄现场情况时，两名男子开始辱骂他、准备施暴，幸有两名西方民众上前阻止，才没有继续升级。
2. 韩国济州岛退党服务中心义工遭暴力攻击
6月2日，韩国济州岛新罗免税店前，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正在进行真相展示活动，却遭遇几名中国男子强行撕毁展板、抢夺横幅，并对义工们施以人身暴力。
3. 国内三退义工仍受中共打压
据明慧网报导汇总，2026年5月，至少有13名义工被抓捕，20名被起诉，19名被判刑，175名被骚扰，52名被抄家。高频地区基本集中在：山东、辽宁、河北、湖北、吉林、四川。
案例一：重庆巴南区76岁叶文秀被收监后在重庆女子监狱迫害致死
明慧网5月30日报导，重庆市巴南区法轮功学员叶文秀（1945年生），2021年4月再次被“收监”后关押于重庆市女子监狱，2023年3月被迫害致死，具体死亡时间不明。她此前曾三次被非法判刑，2018年被判3年6个月并监外执行。2021年再度被带走后入狱，约两年后在狱中死亡。相关报道指出其在监狱期间遭长期关押及所谓“转化”迫害。
案例二：湖南衡阳61岁胡晓云被非法判刑7年
明慧网5月30日报导，湖南省衡阳市法轮功学员胡晓云，女，61岁，2024年3月被警方绑架并抄家，随后被刑事拘留、批捕并移送起诉。2025年4月，她与其他学员被非法庭审。2025年12月31日，蒸湘区法院对其作出判决，非法判刑七年，并罚款三万元。
她随后提出上诉，但衡阳市中级法院于2026年4月维持原判。
案例三：南昌七旬老太吴志萍第四次遭枉判
明慧网5月29日报导，江西南昌72岁法轮功学员吴志萍，2024年10月被南昌国保警察绑架并关押看守所，后被法院第四次非法判刑，刑期约三年多，现可能被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吴志萍自1997年修炼法轮功以来，多次因信仰遭迫害，曾分别在2009年、2016年、2022年被非法判刑，累计冤刑约八年。
马克思主义从未掩饰其野心：消灭一切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社会结构。
中共七十多年的统治实践清楚表明，要实现这一目的，不仅要在国内彻底消灭反对力量，更要在全球范围内编织庞大的代理人网络，让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都成为中共意志可以延伸的战场。
然而，人心自有天理。从沿海工厂的打工者到体制内的党员干部，从海外的前央视记者到旅居欧洲的普通移民，越来越多的人正以“三退”的方式，向这场延续七十年的谎言、暴力与恐惧，坚定地说出一个“不”字。
三退，是一个人在良知面前的自我交代，也是对共产主义终极目的最彻底的拒绝。
截至2026年6月27日，已有4亿6324万4843人做出了这一选择。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中共的末路已清晰可见。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责任编辑：晟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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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26年7月23日讯】（看中国记者李德言综合报导）日前，美国国会议员表彰全球退党运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也呼吁华人同胞，主动与中共切割，就是对自己和下一代最好的保护。美国国务院在给《大纪元时报》的声明中承诺，将打击中共政权在美国实施的跨国镇压，并保护法轮功学员等弱势群体。
2026年7月21日，在美国国会访客中心举行题为“表彰退党运动典礼与受害人作证”的国会论坛活动，美国田纳西州联邦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Andy Ogles）办公室的克里斯托弗‧A‧麦克奈尔先生（Christopher A.McNair），代表奥格尔斯议员宣读了“国会议事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s）表彰书，并转交给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
奥格尔斯议员在表彰书中写道：“议长先生，我今天起立发言，是为了表彰法轮功修炼者的勇气。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他们因信仰而在中国遭受严酷的迫害——这些信仰以‘真、善、忍’为原则，并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
“根据明慧网（Minghui.org）汇整的资料，至少有5,910名法轮功修炼者因中国共产党（中共）的迫害而去世。中共还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任意拘留、酷刑以及活摘器官——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暴行。”
“我今天发言，在此表彰退党运动（即退出中国共产党运动），并表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Global Service Center for Quit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简称退党中心）在捍卫良知自由、维护人类尊严方面所做的贡献。”
奥格尔斯议员在表彰书中盛赞三退运动是“针对极权主义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体现中国人民“重拾中华文化与道德遗产的愿望，及基于此的良知觉醒”。奥格尔斯说：“这种抵抗不仅为中国未来实现更大的自由与正义奠定道德基础，同时也抵御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扩散。”
汪志远在发言中说到中国人从小就在中共掌控之中，“从加入少先队，到共青团，再到共产党，它一步步替你贴上标签；同时，它用尽一切国家机器和宣传手段，长期把自己塑造成中国唯一的代表，让‘中国’与‘中共’，在世界的眼中，变成了同义词。”
汪志远表示，截至今天（2026年7月21日），已经有四亿六千四百多万中国人在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们以实际行动作出声明：“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无权代表中国人。”
他提到：“今年六月，美国国会通过第444号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全球稳定与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犯罪组织，并指出该党从事了系统性的欺骗、好战行为以及反人类罪行，其规模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汪志远说，美国联邦司法机构也揭露一桩又一桩的事实：中共利用自由世界的法律、开放的社会、包容的舆论，发动法律战、舆论战、认知作战，把美国自由的制度变成攻击美国自由的武器。
“然而，当世界无法清楚区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时，在这场中共无孔不入的渗透中，深受影响的，正是许多生活在自由世界、奉公守法的海外华人。他们因为中共的行为，面临误解与猜疑——这正是中共最乐见的结果——让全世界分不清‘中国’与‘中共’，从而将海外华人与中共强行捆绑。”
汪志远说：“让世界认清这一点，不只是中国人的责任，也是帮助自由世界维护公平与正义的重要一步。”
他呼吁华人同胞：“主动与中共切割，就是对我们自己、对下一代最好的保护，不再被错误地视为中共的延伸。”
有31位华人出席论坛，并在现场宣布退出中共以及党、团、队组织，要和中共进行彻底的切割。
7月21日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发给《大纪元时报》的声明中指出：“我们致力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区安全，并保护个人免受外国政府和政权的过度干预，这些政府和政权企图在我们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个人。”
声明表示：“（中共）出于政治原因发起了一场旨在铲除这一修炼方式的运动，将矛头对准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中共的镇压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国界，中国（中共）官员或其代理人一直在海外——包括在美国——威胁、骚扰并恐吓那些批评中共的人士。”
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27年。近日，美国两党参众议员纷纷与法轮功学员共同纪念反迫害27周年。
日前，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现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成员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在一段视频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直接威胁，它也是本国人民的敌人。”
斯科特表示，2025年，他在众议院联合提出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将使美国能够对负责或参与中共政权批准的强摘器官行为的相关人士实施制裁。斯科特强调：“我们绝不能停止发声，必须让中国共产党政权为其可怕的罪行承担责任。”
2025年5月，《法轮功保护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参议院版本的法案，即《法轮功与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今年6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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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中共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宣布将于9月15日起施行。表面上，这只是一份行政法规的修订，条文枯燥，措辞官样，很容易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政治新闻之中。但只要仔细读完全文，就会发现，这份文件所划定的，不是一条普通的行政边界，而是一道正在悄悄收紧的绞索。
新规定明确提出，中国公民如果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或者被有关部门认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主管部门即可决定不准其出境。与此同时，对于被认定在境外“实施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国家利益违法犯罪行为”的中国公民，回国之后，还可能面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的出境限制。
这两条规定，看似只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技术性管理，实际上却悄然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制度转变：过去主要依靠部门内部规定、行业纪律、单位保管护照等“灰色手段”实施的限制，如今正在被写入全国性的法律框架，成为一项可以随时启动、几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
事实上，这样的收紧并非凭空出现。
近几年，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被要求集中保管护照，已经成为许多地方心照不宣的惯例；部分高校教师、医生、科研人员、以及被划入“敏感行业”的从业人员，出境审批也在逐年收紧。
今年5月，彭博社报道称，中国已进一步收紧部分人工智能企业核心研发人员的出境审批，一些涉及战略技术领域的企业高管与研究人员，出境前需要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新规定所使用的措辞极为宽泛而模糊——“可能危害”“有关主管部门认定”这类弹性极大的表述，几乎没有给出任何清晰、可预期、可被外部监督的具体标准。
这意味着，究竟什么样的言行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最终的解释权，完全掌握在执法部门自己手中。一项法规如果连被限制的边界都无法让公众提前知晓，它所提供的就不再是“法治”的确定性，而是行政权力可以随时、任意启动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正是制造社会性恐惧最有效的工具。
而这一次，新规定还引入了“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等此前并不常见于出入境管理法规的表述。这绝非文字上的巧合。近年来，“国家安全”这个词在中国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张，早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国防、反间谍，延伸至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科技安全，乃至舆论安全、文化安全。安全的边界越扩越大，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也随之越扩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科研人员、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毫无征兆地被纳入这张越收越紧的网。
很多人习惯于从“管理”“安全”“秩序”的角度去理解这类法规，却很少有人愿意直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政权，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去限制自己的国民离开和返回自己的家园？
回家，探亲，旅行，求学，工作——这些原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不需要任何人赐予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明确写着：“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其本国。”这不是哪个国家的恩赐，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尊严的一部分。
一个真正对自己制度有信心的政权，不会害怕自己的国民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的世界，更不会害怕他们平安归来。
然而，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它之所以要一步步收紧出境管理，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恐惧。它恐惧真相被更多人看见，恐惧批评的声音不断扩散，恐惧海外的信息回流到墙内，恐惧那些一旦踏出国门、看清世界真相的人，再也不愿意回到谎言编织的牢笼里自我欺骗。
它更恐惧的是，一旦人们拥有了自由流动、自由发声的能力，这套建立在信息封锁与恐惧灌输之上的统治，将失去赖以维系的根基。
于是，恐惧变成了控制的逻辑，而控制的手段，正是把每一个公民与家人、与家乡、与根本的归属感绑在一起，当作要挟的筹码。“你想不想回家看父母？”“你想不想再见到自己的孩子？”——这些原本温暖的、属于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天伦之情，在中共的手中，被扭曲成了胁迫的工具。你若敢批评，你若敢监督，你若敢在海外说出真话，等待你的，可能就是有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见。
这种以骨肉亲情为“人质”的统治术，比明火执仗的暴力更阴险，因为它不需要动手，只需要让每一个人自己在心里筑起一道恐惧的高墙，然后亲手把自己的良知关进去。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普遍而悲哀的景象：许多身在海外、本应享有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和华人，却在中共制造的无形恐惧中，选择了自我阉割。
他们不是不知道真相，不是看不清是非，而是在权衡“说真话的代价”与“苟且偷生的安稳”之后，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沉默。
他们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忍耐。”“我只是普通人，改变不了什么。”“等我把父母接出来再说。”“等孩子毕业了再说。”于是，一次次的沉默，变成了习惯；一次次的回避，变成了本能。
他们不再转发批评中共的文章，不再参加任何被认为“敏感”的活动，不再在公开场合谈论六四、新疆、香港、法轮功受迫害这些话题，甚至开始主动配合、附和官方的叙事，只为换取一张随时可能被收回的、回家探亲的通行证。
然而，这种用沉默换来的“安全”，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安全。中共的邪恶之处正在于，它的控制和索求，从来没有边界。
今天你放弃的是批评的权利，明天它索求的，可能就是监视同乡、举报朋友、签署效忠声明；今天你放弃的是言论自由，明天它索求的，可能就是你的信仰、你的良知、乃至你子女的未来。一个习惯了用退让换取苟安的人，终将发现，退让没有终点，因为专制的胃口，从来不会因为你的顺从而满足，只会因为你的顺从而更加贪婪。
这正是中共这部机器最阴险的地方：它不需要把每一个人都关进监狱，它只需要让每一个人亲手把自己关进恐惧里，然后心甘情愿地替它站台，替它辩护，替它沉默。
古今中外，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是天性使然，无可厚非。但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真正令人恐惧、真正应该警惕的，不是肉体的消亡，而是灵魂在苟活中被一点一点蚕食殆尽。
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上，面对不公正的死刑判决，本有机会在朋友的帮助下逃亡，却拒绝了。他说，一个人如果为了保全性命而背弃自己毕生信奉的正义，那么他所保全的，早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而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的躯壳。他选择饮下毒酒，用生命证明：有些东西，比活着本身更重要。
古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面对国王克瑞翁“不准安葬叛国者”的严令，毅然违抗，坚持依照神圣的伦理亲手埋葬自己的兄长。她清楚知道，违抗王命的后果是死亡，但她更清楚，一项违背良知与人伦的法令，即便出自最高权力，也不具有真正的正当性，服从这样的恶法，才是对自己灵魂的真正背叛。
近代德国，在纳粹统治最黑暗的年代，慕尼黑大学的一群青年学生，索菲・朔尔与汉斯・朔尔兄妹，组织了“白玫瑰”，印刷传单，揭露纳粹的谎言与暴行，呼吁德国人民良知觉醒、拒绝配合。他们深知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生命，最终也确实被送上断头台。索菲・朔尔在临刑前留下的话，至今仍震撼人心：阳光依然灿烂，而她却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但她相信，成千上万的人，会因为她的行动而觉醒。
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中，这样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
南宋末年，文天祥兵败被俘，元朝多次许以高官厚禄，劝他归降，他始终不从，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容就义。晚清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本有机会出逃避祸，却选择留下，慷慨赴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如果中国因为变法而流血，那就从他谭嗣同开始。他用自己的死，唤醒了无数沉睡的灵魂。
这些历史人物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肉体的死亡，只是生命一次自然的终结，而一个人如果为了苟活，一次次向邪恶低头，一次次替谎言背书，一次次出卖自己的良知，那么，他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尊严，而是他作为一个“人”最核心的东西——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明辨是非、能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灵魂。
这种死亡，比肉体的死亡更加彻底，也更加可怕，因为它不仅毁掉一个人的今生，也可能污染这个家族的血脉，让子孙后代在道德上背负着先辈苟且求生所埋下的隐患，陷入一代又一代难以摆脱的困境与灾难之中。
放眼二十世纪，印度的甘地面对英国殖民政府一部又一部的恶法，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拒绝纳税、拒绝购买殖民政府垄断的食盐、拒绝在殖民体制下的学校与法庭中继续配合，他用一次次和平却坚定的不服从，让一个号称“日不落”的庞大帝国，最终不得不正视印度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
南非的曼德拉，为了反抗种族隔离恶法，甘愿在罗本岛监狱中度过27年的漫长岁月，始终没有向不义的体制低头妥协。他后来说，真正的自由，不仅是挣脱自己身上的锁链，更是以一种不再仇恨、不再恐惧的姿态，去承认并尊重他人的自由。
这些历史人物用各自的方式共同证明：面对一部不义的法律，沉默配合从来不是唯一的选择，拒绝、抵制、以及不合作，同样是一种深植于人类文明之中、值得被尊重的力量。
中国人自古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一个人如果在关键时刻选择助纣为虐、明哲保身，看似为家人换来了一时的平安，实则已经在无形之中，把家族的福报一点一点透支殆尽。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贯穿古今、屡见不鲜的历史规律。历代史书中，那些曾经助纣为虐、依附权奸的人物，纵然一时位高权重，其家族后来的结局，却鲜少能够善终，这绝非巧合，而是天理昭昭、因果不爽的体现。
要理解今天中共扩大出境管制的逻辑，东德的历史提供了一面极具参照价值的镜子。
早在1952年，东德政府就开始大幅收紧合法旅行。靠近西德边境的地区被划为五公里宽的“边境禁区”，数千名被认定“政治上不可靠”的居民被强制迁离家园，进入边境地带需要特别通行证。与此同时，前往西德探亲、旅游或工作的审批也越来越严苛——名义上人们仍然可以提出申请，但真正能够获准出境的人却越来越少。东德当局担心，大量年轻人、医生、工程师、教师和科研人员不断流向西德，将从根本上削弱东德的经济基础与政权的统治根基。
到1957年底，东德进一步修订《护照法》，未经许可离开国家被正式定为“叛逃共和国”，不仅实际出逃者要面临刑事处罚，就连帮助他人离开、甚至仅仅是口头鼓励他人离开，也可能构成犯罪。与此同时，前往西德的旅行签证审批变得空前严格。
然而，这些层层加码的管制措施，并没有真正阻止人们用脚投票。1949年至1961年间，约有270万东德居民辗转迁往西德，其中相当一部分正是年轻人、医生、科学家、律师与技术人员。这场旷日持久的人才流失，被普遍认为是促使东德当局最终痛下决心，修建那道举世闻名的柏林墙的关键原因之一。
换句话说，柏林墙从来不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政权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一步步扩大行政审批、一次次收紧旅行许可、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纳入限制范围之后，水到渠成的最终结果。
当然，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东德，在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经济规模上都有着显着差异，两者不能简单划等号。但德国这段历史留给世人的启示是清晰的：一旦一个政权开始不断扩大“国家安全”的适用范围，并持续强化对人员流动的行政控制，人们真正需要警惕的，就不再是某一项具体法规的松紧，而是整个制度演变的方向本身。
自由迁徙，从来不只是关乎一次旅游、一场探亲，它更关乎每一个个体对自己人生、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权。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面对不断迭加的审批程序、日益不确定的边境管控、以及不断扩张的行政裁量权时，这个社会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又一次倾斜——而每一次倾斜，都是以普通人的自由作为代价。
东德的历史后来也证明，一项项看似孤立、看似“事出有因”的限制措施，最终会彼此衔接、层层迭加，连接成一张覆盖整个社会的制度网络——旅行审批、护照管理、边境管制，每一项单独看都似乎有它的“合理性”，但当这些限制不断累积、彼此呼应之后，最终形成的，就是一整套几乎没有缝隙、覆盖所有人的控制体系。到了那个时候，人们身边或许没有真实存在的高墙与铁丝网，却早已生活在一座无形的、由恐惧与自我审查所筑成的巨大集中营之中。
不过，东德的历史同样证明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任何制度，都不是不可改变的。1989年那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不是因为某一夜之间突然出现了英雄，也不是因为某一场惊天动地的激烈冲突，而是无数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在漫长而压抑的岁月里，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内心最基本的选择——说真话、独立思考、拒绝配合谎言。每一个人的力量看似微小而有限，但当这种分散而持续的选择汇聚起来，最终汇聚成了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洪流。
70年前，收紧的是东德的《护照法》；70年后的今天，扩大的是中共的出境审批权限。时空不同，形式各异，但其中的逻辑完全相通：任何一种未经制约的权力授权，都不会自己划定边界，也不会因为统治者一时的良心发现而自我收敛。它只会在人们一次次的沉默与退让中，不断试探底线、不断向外扩张，直到有一天，把所有人都变成它砧板上的鱼肉。
正因如此，我们愿意在此郑重提出以下几点倡议，与所有仍然心存良知的中国人与海外华人共勉：
第一，拒绝恶法，不予配合。
一部法规，即便披着“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的外衣，如果它的本质是以亲情人伦为要挟、剥夺公民与生俱来的迁徙自由，它就不具有真正的正当性。面对这样的恶法，最基本的良知反应，不是低头顺从，而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拒绝主动配合，拒绝替它背书，拒绝成为它运作链条上沉默的一环。
第二，公开发声，坦诚批评。
海外华人身处相对自由的环境，恰恰拥有一种身在墙内的同胞所暂时无法拥有的珍贵权利——可以不受审查地说出真相。这份自由若因为害怕“回不了家”而被自我阉割，等于是把中共本应忌惮的力量，亲手交还给了它。唯有更多人愿意公开发声、坦诚批评，中共所依赖的信息封锁与恐惧统治，才会真正出现裂缝。
第三，公开退出中共，拒绝被绑在一具正在腐烂的躯体之上。
无论是党员、团员还是队员，只要曾经以任何形式加入过中共及其附属组织，都不妨认真思考：这个组织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发动过多少场政治运动，制造过多少场人为的饥荒与屠杀，摧毁过多少个家庭，透支过多少代人的道德与信任？当一个人选择公开退出、与这具正在腐烂的躯体切割，他所收获的，不仅仅是个人良知上的解脱，更是为自己与子孙后代，重新选择了一条站在正义一边的道路。
第四，拒绝沉默，拒绝“与我无关”的自我催眠。
历史一再证明，暴政从来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是在无数个“这只是个例”“这与我无关”的沉默瞬间中，被一点一点喂养壮大的。今天你选择对别人的遭遇视而不见，明天，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沉默所抛弃的人。
第五，坚信邪不胜正，坚守内心的光明。
中共这部依靠谎言与恐惧运转的机器，看似庞大而坚固，但它从来不是不可战胜的。它最害怕的，恰恰是那些不再惧怕它的人。当一个人不再为了苟且偷生而向谎言低头，不再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个体制捆绑在一起，他就已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赢得了这场较量中最重要的一场胜利。
这段历史留给我们一个沉重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一个政权的制度授权不断扩张、行政裁量权不断膨胀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人，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东德的经验给出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自由很少是在一夜之间被彻底剥夺的，它往往是在一次又一次“这只是例外”“这与我无关”的沉默中，缓慢而不知不觉地流失殆尽的；而权力一旦习惯了扩张，也很少会因为人们的顺从与退让，而主动停下它扩张的脚步。
历史真正的改变，往往始于某一个人内心深处，不再认同专制那一天。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被动地为谎言站台，不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与这个摇摇欲坠的体制捆绑在一起，那么，无论这部极权机器看起来多么庞大、多么坚固，它终将失去继续维系下去的根基。
回家的路，本应是世间最温暖、最不需要理由的路。当一个政权开始把回家的自由，变成一项需要层层审批、随时可能被收回的特权，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管理问题，而是一面清晰映照出这个政权本质的镜子。
真正的勇气，不是不知道恐惧，而是在深知代价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不与谎言同流合污。真正的智慧，不是精于计算苟活的成本与收益，而是懂得：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即便用整个余生去换，也未必能够赎回。
拒绝恶法，公开退出中共，站在正义的一边——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每一个仍然珍视自己灵魂完整的人，写给自己、也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最基本的承诺。
或许有人会问，一个普通人的选择，究竟能改变什么？
历史的答案是：柏林墙倒塌之前，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它会在1989年那个具体的夜晚轰然倒下；苏联解体之前，也没有人能够精确计算出，究竟需要多少个不再沉默的普通人，才能汇聚成足以压垮一个超级大国的力量。
真正的历史转折，从来不是由某一个瞬间的奇迹所决定，而是由无数个看似微不足道、却始终不曾放弃的个人选择，日积月累、彼此呼应而成。
今天你选择说一句真话，明天他选择拒绝配合一项不义的要求，后天，又有更多人选择公开退出这个早已丧失道义基础的组织——这些看似分散的选择，终将在某一个谁也无法提前预知的时刻，汇聚成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力量。
历史从不等待犹豫不决的人，而选择，就在每一个此刻。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责任编辑：晟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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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一场反迫害集会的舞台上，一位身高超过两公尺的巨人，向台下两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坦承，自己没有准备任何讲稿，因为他只想说出心里话。这个人，是前NBA球星恩尼斯・坎特・自由（Enes Kanter Freedom）。
三年前，一个身高不过三英尺（约0.9公尺）、穿着法轮功T恤的小女孩，主动走向这位篮球巨人，开口便问：“你能帮帮我的家人吗？”坎特一时愣住，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女孩接着告诉他，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她的家人在中国遭受了什么样的对待。那是坎特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这段对话，从此深深刻进了他的心里。
从那天起，坎特开始主动接触更多法轮功学员及其受迫害的家属，一步步了解这场延续27年的人道灾难。他后来公开表示，公开反对中共绝非易事，一个人可能因此失去事业、失去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以及多年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切。但他坚信，这件事远比金钱与商业利益更重要，坚守道德原则，比任何合约与代言都更加珍贵。
这句话，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要付出真实而惨痛的代价。而这，正是这篇报导要讲述的故事——一个篮球巨星如何在权力与良知之间做出抉择，一场跨越四分之一世纪的迫害如何撕裂一个民族的灵魂，以及在历史长河中，那些同样选择站在弱者一边、对抗强权的人，如何前仆后继，构成人类文明中最珍贵的道德传承。
恩尼斯・坎特于1992年5月20日生于瑞士苏黎世，父母皆为土耳其人。他的父亲当时正在苏黎世大学攻读医学博士，毕业后举家迁回土耳其，任教于特拉基亚大学。
坎特身高超过两公尺，17岁只身赴美追逐篮球梦，辗转多所学校后于2010年进入肯塔基大学，随即在2011年NBA选秀中，以第三顺位被犹他爵士选中，展开了他长达11个赛季的职业生涯，先后效力于爵士、雷霆、尼克、拓荒者及塞尔提克等球队。
然而，坎特的人生轨迹并未止步于球场上的荣耀。他长期公开批评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2016年土耳其政变未遂之后，更直言抨击当局的独裁统治。土耳其政府随即于2017年注销其护照并发出通缉令，甚至一度密谋在他出访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其绑架遣返；其后，他在罗马尼亚机场也曾遭到拘留。
土耳其当局持续施压，监禁并虐待他留在国内的父亲，并悬赏50万美元通缉他，2023年更将他列入“恐怖分子”名单。面对这些恐吓，坎特毫不畏惧，只是幽默地响应，自己唯一会威胁的对象，只有篮球框而已。
正是这种不畏强权的性格，使他在了解法轮功真相之后，选择公开站出来，为千里之外、素未谋面的受迫害者发声。2021年NBA球季开幕战，坎特推出一双印有“反中共”字样的订制球鞋，用以声援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及台湾人的处境，抗议中共的暴政。
这一举动，让塞尔提克队的比赛转播瞬间在中国及土耳其双双遭到封杀。同年11月，坎特入籍美国公民，并正式将姓氏改为“自由”（Freedom），他说，这个词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信念，他要让这个词，成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
代价很快降临。2022年2月，塞尔提克将坎特连同两名队友交易至休斯敦火箭队，然而火箭队在交易完成短短十分钟之后，就决定将他释出，让他瞬间沦为自由球员。此后，他再也没有获得任何NBA球队的网罗，实质上等于被联盟排除在外。一位正值职业生涯黄金期的球星，因为选择站在人权与良知的一边，付出了整个职业生涯作为代价。
坎特事后从未表示后悔。他告诉集会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在成为NBA球员、成为运动员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无论谁遭遇不公，不分国家、宗教或族裔，他都应该站出来说话。
他公开宣称，自己虽然失去了职业生涯，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但与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苦难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承诺，在NBA，这些受迫害的人们永远有他这个盟友。这番话，道尽了一个人在权力与金钱面前，选择良知的全部重量。
坎特的个人选择，并非孤例。近年来，越来越多国际政治人物与立法机构，开始正视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迫害，并公开表态谴责。
2026年7月16日，正值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前夕，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Riley M. Barnes），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宗教自由秘书处和平建设者论坛上发表讲话，直指北京当局对绝大多数宗教及精神信仰团体采取敌视政策，这些团体包括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新教徒、天主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
巴恩斯特别提到，7月20日，是中共发动镇压法轮功运动27周年的日子，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这场针对信仰团体的攻击，并将运用一切适当手段，追究参与镇压行动的中共官员责任。
他同时介绍，国务卿卢比奥已于2025年12月宣布新的签证限制政策，范围扩大至所有授权、参与、支持或实施宗教迫害的个人及其直系亲属，这些人可能因此失去入境美国的资格。
巴恩斯本人来自德州乌瓦尔德，毕业于华盛顿与李大学及德州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历任国务院多项要职，2025年10月正式出任第十五任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2026年2月兼任美国涉藏问题特别协调员，2026年4月又获授予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的职权，集三项人权要职于一身，反映出美国政府近年将对中共人权问责，列为外交政策的重点方向之一。
无独有偶，2026年7月21日，来自瑞士日内瓦州、沃州、弗里堡州、纳沙泰尔州、瓦莱州、汝拉州及提契诺州等地，共124名瑞士各级议员，联合签署了《关于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学员的跨议会声明》。
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的残酷镇压，并指出这场迫害如今已延伸至海外，透过虚假宣传、威胁、人身攻击、监控与审查等手段，对居住在瑞士境内的法轮功学员造成伤害，瑞士联邦政府网站公布的韦伯报告（Weber Report），也对此有所记录。
124名议员共同呼吁瑞士当局，确保联邦宪法保障的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在境内切实落实，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境内法轮功学员的安全，并要求中共政权立即停止这场不人道、不公正的迫害。
从NBA球星到美国国务院官员，从瑞士地方议员到国际宗教自由组织，越来越多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人，开始不约而同地正视同一个问题：一场针对数千万平民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受的系统性迫害，已经持续了整整27年，而世界不应再继续保持沉默。
要理解这场迫害的荒谬与残酷，必须先了解，法轮功究竟是什么。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首次公开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功法。其修炼体系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原则，认为真、善、忍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最高特性，修炼者若能在日常生活中以此要求自己，就能达到道德升华与身心健康的效果。
法轮功包含五套动作简单、易学易炼的功法，并以《转法轮》一书作为最重要的学习读物。教功、传法一律免费，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或会员登记制度。
法轮功公开传出后，短短几年间便在中国大陆迅速普及。九十年代初中期，官方媒体如《人民公安报》《医药健康报》等，都曾正面报导法轮功学员修炼受益的案例，李洪志本人也曾获得多项气功界奖项。
修炼群体横跨社会各个阶层，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医生、教师、军人，到中共党政干部、清华大学教授、新华社及央视员工，都有人修炼。据不同来源估计，到1999年镇压前夕，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7000万到1亿之间，远远超过当时中共党员的6300万人。
随着修炼人数迅速扩大，法轮功也逐渐传播到海外，至今已传播到全球超过156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也被翻译成5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海外学者与媒体多将法轮功归类为一种精神运动或新兴宗教运动。
然而，正是这份纯粹追求身心健康与道德升华的信仰，因为规模过于庞大、影响过于深远，最终招致了中共政权的猜忌与敌视，走向了一场长达27年、至今仍未结束的浩劫。
1999年4月25日，超过1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希望政府释放此前遭拘押的学员、并给予法轮功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当场接见代表，承诺妥善处理，上访学员随后和平散去，甚至自发清理现场垃圾，未留下一片纸屑，此举一度被外界称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的一次和平上访。
然而，这份秩序井然的和平力量，却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感到极度不安与威胁。他认为，这些不知不觉聚集起1万多人、高度自律、信息传递迅速的群体，是在与共产党争夺群众。
罔顾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反对意见，江泽民一意孤行，于1999年7月20日下令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展开大规模抓捕，并于同年10月正式立法取缔法轮功、将其定性为“邪教”，镇压自此全面展开，迄今已持续超过27年。
镇压之初，中共动用整个宣传机器，捏造出所谓“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铺天盖地污蔑抹黑法轮功；2001年1月又制造出震惊一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点击详阅），栽赃陷害法轮功，尽管事后央视自身播出的慢动作画面，反而显示其中一名“自焚者”实际上是被警察当场打死，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更于同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谴责这是中共当局嫁祸法轮功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由于中共对相关信息实施严密封锁，海外调查机构只能透过大陆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冒险传递出的信息逐案核实，因此明慧网公布的受迫害致死数字，被普遍认为仅是实际情况的冰山一角。
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已有超过5300名法轮功学员的死亡案例，得到姓名、地点、迫害经过等详细资料的核实确认，这个数字仍在持续增加中。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则估计，目前中国大陆仍有数千万法轮功学员，面临被迫害的风险。
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数字仅限于已核实、有名有姓、有详细案情的个案，许多在监狱、看守所、洗脑班中发生，但家属因恐惧不敢对外透露、或根本无从查证的死亡案例，并未被计入其中，外界普遍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已公布的数字。
如果说系统性的抓捕与监禁已经令人震惊，那么活摘器官的罪行，则将这场迫害推向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黑暗深渊。
活摘器官，是指在受害者仍存活的情况下，强行摘取其身体器官用于移植牟利。自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数量出现异常快速的增长，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国，但器官来源始终不透明，长期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质疑。
这项罪行最早被公开揭露，是在2006年3月。一名化名“彼特”的日本记者向《大纪元时报》爆料，指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一家医疗中心，涉嫌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体器官库”，随时可能被摘取器官出售牟利，这起事件被称为“苏家屯事件”。
随后，一名化名“安妮”的证人挺身现身，她表示自己与前夫在1999年至2004年间曾在该医院任职，其前夫曾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包括在学员仍存活的状态下摘取眼角膜。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历经多年独立调查，取得大量电话录音与数据证据，指出这起集中营式的活摘网络并非孤例，而是遍布全国各地的系统性操作，从关押供体、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到尸体处理，形成一条龙的产业化流程。
国际社会对此展开多方调查与谴责。2019年，设于伦敦、由多名资深律师及专家组成、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担任主席的“独立人民法庭”，在审理大量证人证词与书面证据后认定，中国大陆确实存在针对良心犯（其中主要是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的行为，且规模可观，具有国家层级的系统性特征。
2021年6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布声明，多达12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联合对中国拘留法轮功学员及少数族群并涉嫌活摘器官的指控表达高度关切，指出早在2006、2007年，联合国人权专家便已就此问题向中共当局提出质疑，但北京当局始终未能提供相关关键数据作为响应。中共官方对上述所有指控均予以否认，但国际社会的调查与关注至今仍持续进行。
“追查国际”历经二十多年系统调查，已公开发表413份调查报告、866份调查录音及4000多项证据，认定中共自1999年底起，在江泽民指令下，长期、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构成国家主导的群体灭绝罪与反人类罪。调查证据涵盖中共高层官员、军方、移植医院医生的电话录音，以及目击者证词、涉案人员自白等。其中，多名政治局常委及军方高层在调查中被直接或间接指证知情或参与，另有大量医院及移植医生涉嫌卷入。追查国际并指出，相关调查显示活摘器官罪行至今仍在持续，并已形成由官方、警方、监狱与医院共同运作的犯罪体系。
一条由军队、武警、政法系统、专责机构、医疗系统与器官黑市中介共同构成的产业链，按需杀人、牟取暴利——这已经不仅仅是对某个信仰群体的政治镇压，而是将人的生命彻底商品化的反人类罪行。
明慧网二十周年人权报告指出，中共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几乎用尽了历史上所有已知的酷刑手段，累计记录在案的酷刑种类超过百种，其中包括毒打殴打、电击、强制灌食、老虎凳、吊刑、铐刑、饥饿刑、禁止排泄、抻刑，以及动用动物进行摧残等，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截至相关报告发布时（2019年），已有超过4000人被证实直接死于酷刑之下。
除了肉体上的直接摧残，中共还大规模将身体健康、精神完全正常的法轮功学员，以“治疗精神病”为名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公安医院进行迫害。这类本应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机构，却被挪用作为摧毁学员意志的刑具库，具体手段包括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使用电针仪进行超极限强度的电击摧残、暴力捆绑殴打等。
受害者往往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强迫服下数倍甚至十倍正常剂量的精神类药物，导致许多原本身心健康的人因此精神失常，甚至因药物副作用死亡。明慧网曾对部分迫害致死案例进行抽样与归纳。例如，在其2022年发布的一组统计中显示，在1999至2013年间案情较为完整的3,653个致死案例中，有234例在生前最后一次迫害中遭遇了精神药物或毒药迫害，其中有126人直接因此离世。
此外，性侵犯也是这场迫害中极为黑暗且长期被隐瞒的一环。大量女性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及洗脑班中，遭到警察本人强暴、轮奸，或纵容男性在押人员及社会流氓对其实施性侵、性侮辱，案例遍及全国各省市。
无论是酷刑、药物迫害或性侵，这些行为多发生在游离于正常司法监督之外的机构，家属报警常被推诿“管不了”，律师申诉也屡遭检察机关拒绝受理，形成一个实质上凌驾于法律之上、无人敢管的迫害黑洞。
一个以“真、善、忍”为信念、教人向善健身的修炼团体，何以招致一个政权长达27年、不惜代价的全力剿灭？综合海外学者及人权组织的分析，其根源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相互交织的因素。
第一，法轮功修炼人数庞大，直接触动了中共的统治焦虑。到1999年镇压前夕，法轮功修炼者人数估计达7000万至1亿之间，已经超过当时中共党员6300万人的规模。对一个以“党”的组织力与动员力作为统治根基的政权而言，一个在其体制之外、自发形成且人数更为庞大的信仰群体，本身就构成一种难以忽视的心理与政治威胁。
第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冲突。法轮功强调“真、善、忍”的宇宙观与道德标准，这与中共所奉行的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及无神论意识形态，正邪不两立，因而被中共视为眼中钉。
法轮功学员追求的精神信仰及道德升华，并不以效忠某个政党或政治路线为前提，这种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世界观，被视为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潜在挑战——这正是“正”与“邪”不能并存的根本性冲突：一个以谎言、斗争、无神论建构统治合法性的政权，天然无法容忍一个以真诚、善良、忍让为核心价值、获得数以千万计民众自发认同的信仰体系存在。
第三，“渗透”问题引发中共高度戒备。调查显示，法轮功修炼者广泛分布于党、政、军、警、国家媒体乃至中共纪律检查系统等关键国家机器内部，不乏高阶军官、政法干部及媒体从业人员。中共逐渐担忧，这些修炼者对法轮功信仰原则的忠诚，可能高于对党组织及领导人的忠诚，这种“忠诚转移”的疑虑，成为中共决心彻底铲除法轮功的重要考虑之一。
第四，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是直接导火索。这次万人赴中南海国家信访局上访展现出的高度自律与理性和平，令江泽民本人受到极大震撼与恐慌。
尽管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已经当场与学员代表沟通并承诺妥善处理，事件原本可望和平落幕，但江泽民却认为这是在与共产党争夺群众，不顾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不同意见，一意孤行决定发动全面镇压，并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将个人的政治猜忌转化为长达27年的系统性群体迫害。
这场镇压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损害，远远超出法轮功群体本身，而是渗透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与法治根基。其根源，正是江泽民在镇压之初对专责迫害机构下达的密令：对法轮功学员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对不放弃修炼者更下达“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指示，明确要求执行者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整死了人，不负责任”。
这道命令，等于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公开为践踏法治与践踏人命开了一道制度性的口子。
首先，是社会法治体系的全面崩坏。当公安、检察院、法院及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机构，被要求对特定群体“不择一切手段、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进行处置时，这实质上是在整个政法系统内部树立了一种“权力凌驾法律”的示范效应。
这种凌驾法律之上的操作模式，一旦在对付法轮功学员身上被证明可行且不受追究，便会自然而然地被政法系统内部人员复制到其他领域，衍生出滥用职权、刑讯逼供、随意栽赃构陷等更广泛的执法乱象，这正是近年来中国社会贪官遍地、酷吏横行现象背后的深层制度根源之一。
其次，是社会道德底线的系统性下滑。
为了鼓励基层警察与线人积极参与迫害，中共当年设立了明确的奖励机制：警察每抓捕一名法轮功学员可获得奖金，告密举报者同样有赏金可拿；而在迫害中手段最狠、双手沾血最多的执行者，反而获得高层亲自接见表扬，并在仕途上获得快速提拔。
这种作恶有赏、残忍晋升的逆向激励机制，实质上是以国家力量对社会道德进行系统性的逆向筛选，鼓励人性中最冷酷残忍的一面，同时惩罚、清除坚持良知与道德操守的人，长期下来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造成难以估量的侵蚀。
第三，活摘器官产业链的形成，更将这种道德沦丧推向极致。在镇压机器的推动下，军队、政法系统、专责机构、医疗系统与器官黑市中介，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活摘器官产业链，按需杀人、牟取暴利，将人的生命彻底商品化。
当一个社会的医疗系统，可以为了经济利益公然参与杀人牟利的产业链，且长期未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时，这对整个医疗伦理及社会信任体系造成的破坏，是极其深远且难以修复的。
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作恶必受惩罚、行善必得尊重”的基本秩序，法治与道德便成为空谈，社会运行也随之失控——这正是这场长达27年的迫害，留给整个中国社会最深沉、最难以估量的代价。
回望中国数千年历史，每逢暴政肆虐、正义蒙尘之际，总有那么一些人，甘冒灭顶之灾，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些人的名字，构成了中华文明最为珍贵的道德脊梁。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比干身为王叔，屡次强谏，最终被纣王剖心而死，只因他坚信，为人臣者，理应以死谏言，不能坐视君王一步步走向灭亡。北宋名臣包拯，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即便面对皇亲国戚的关说施压，仍坚持依法断案，“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民间传颂，正是百姓对一位敢于对抗特权、坚守公义之人的最高礼赞。
南宋末年，文天祥兵败被俘，元朝多次威逼利诱，许以高官厚禄，他却宁死不屈，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气节不可折。
明末清初，史可法死守扬州孤城，明知大势已去，仍拒绝投降，最终壮烈殉城，只因他深知，有些底线一旦退让，便再无退路。
近代以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本有机会逃亡海外，却选择留下慷慨赴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若有，请自嗣同始。”他用自己的鲜血，唤醒了沉睡的民族良知。
这些先贤志士，无论身处庙堂还是江湖，面对强权从不曾选择沉默，因为他们深知，一个社会若人人明哲保身，正义终将无处容身，邪恶便会肆无忌惮地蔓延。
时空跳转到21世纪的今天，一位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土耳其、扬名于美国NBA球场的职业球员，选择了与这些古人同样的道路。恩尼斯・坎特・自由，面对的并非一国之君，而是一个掌握14亿人口、拥有庞大宣传机器与经济筹码的政权；他牺牲的，不是生命，而是一位顶尖运动员毕生追求的职业荣耀与数以百万计的财富。
但这份选择背后的逻辑，与比干、文天祥、谭嗣同并无二致——当看见不公不义发生在眼前，一个有良知的人，终究无法假装视而不见。
坎特曾说，当他们在美国舒适地打着篮球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人们正在失去他们的亲人、失去他们的生命、失去他们的家园。这句话，与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的悲愤，跨越了一百多年的时空，却回荡着同样的道德召唤——正义从来不会自动降临，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用行动去争取、去捍卫。
历史的天平，从来不会永远倾向于强权一方。就在坎特、巴恩斯与瑞士议员相继公开发声的同时，中国大陆内部也正涌动着一股规模惊人、却鲜少被外界完整看见的觉醒力量——“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浪潮。
根据海外退党网站统计，截至2026年9月1日，8月份单月发表“三退声明”的人数为115万4744人，平均每天3万7250人；今年1至8月“三退”人数931万3188人，平均每天3万8326人。若将时间拉长，截至2026年8月底，累计“三退”人数已达4亿6572万6020人。
这意味着，在中共建政七十余年的统治下，已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透过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不再愿意与这个政权捆绑在一起，不再愿意为它过去及现在所犯下的罪行背书。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联署行动也在持续扩大。截至2026年8月底，“打倒中共恶魔”（End CCP）联署人数达542万3625人，比上月增加6.8万人，比年初增加30.7万人。这项联署行动跨越国界、跨越种族与信仰，汇聚了无数普通人的声音，共同表达对中共暴政的谴责，以及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所有受迫害群体的声援。
这两组数字，或许不像坎特的球鞋、巴恩斯的讲话、瑞士议员的联署那样引人注目，却同样意义深远。它们代表着，即使在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与高压统治之下，仍有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与这个践踏人权、摧毁法治与道德的政权切割。这股由下而上、由内而外不断扩大的觉醒力量，与国际社会由上而下的问责行动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对抗谎言与暴政最真实、也最持久的希望。
从商朝的比干，到南宋的文天祥，从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到今日站在华盛顿集会舞台上的坎特，跨越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人类始终不缺乏愿意为公义付出代价的人。他们或许身份不同、时代不同、面对的敌人形态也各异，但他们共同守护的，是同一份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信念：良知不能被权力收买，正义不该被沉默掩埋。
法轮功学员所坚持的“真、善、忍”，本是人类文明中最为古老也最为普世的道德追求。27年来，数千万修炼者仅仅因为坚持这份信仰，便要承受抄家、监禁、酷刑、精神摧残，乃至活摘器官的灭绝式对待，这是文明社会难以想像、也绝不应该被继续容忍的黑暗篇章。
值得欣慰的是，这场漫长的黑暗中，始终有光。从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国际讲台上公开追责，到瑞士124名跨党派议员联署声明，再到一位放弃职业篮球生涯的球星，用自己的方式持续发声，更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民众用“三退”行动悄然觉醒——他们用行动证明，即便面对看似不可撼动的强权，总会有人愿意站出来，把良知置于利益之上，把公义置于恐惧之上。
正如坎特在集会上所说，他希望世界不需要再年复一年地聚集在一起诉说这份苦难，因为他希望这场迫害与这场痛苦，能够尽快结束。这既是他个人的愿望，也应该是每一个珍视文明、珍视人性尊严之人共同的期盼。
历史终将记住，在这场正邪对抗的漫长岁月里，谁站在了真理与良知的一边。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责任编辑：晟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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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24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出现了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白宫东厅内，川普总统以国宴款待来访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宾主举杯，谈贸易，谈科技。白宫之外不到两公里，宪法大道上，一群法轮功学员举着横幅和平请愿。下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辛勤在现场拍摄时，被长期在纽约骚扰法轮功的李华红等人扑倒在地，又抓又咬，手机摔碎。她没有还手，只是高喊“警察！”美国警察赶到，给李华红戴上了手铐。
四天之后，9月28日，美国参议院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了S.4009《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全院没有一位参议员提出反对。
一边是极权政权把拳头伸进自由世界的首都，一边是自由世界用法律作出回应。这不只是一场外交角力，而是一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正邪较量，在2026年秋天的一个缩影。
S.4009法案由美国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与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默克利共同提出，此后获得亚当·希夫（Adam Schiff）、托德·杨（Todd Young）、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罗恩·怀登（Ron Wyden）以及麦克·朗兹（Mike Rounds）等两党参议员联署。2026年3月提出，6月17日获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9月28日在参院全院过关。
法案核心有两部分。第一是制裁：法案生效后，总统须在180天内，向国会提交蓄意直接参与或协助中国境内强摘器官的外国人士名单，并对其实施签证限制和资产冻结。追究的对象，不只是手术台前的医生，也可能包括背后的医院、军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参与掩盖罪行的人。
第二是调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全面评估中国器官移植体系，说明涉及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案例，并就中共强摘器官是否构成《埃利‧维瑟尔种族灭绝与暴行预防法》所定义的“暴行”作出判定。
独立制片人李军曾拍摄纪录片《活摘十年调查》，他在接受《精英论坛》访谈时指出，过去美国国会也曾通过谴责迫害法轮功的决议，但这一次是从道义谴责走向调查、点名和实际制裁，并且第一次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中共活摘器官主要受害群体，写进一部具有制裁效力的参议院法案。
美国众议院此前已通过另一版本的《法轮功保护法案》。S.4009仍须送交众议院，经两院以相同文本通过，再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但参院零反对的结果本身已经说明：中共想把这场罪恶永远掩盖，已越来越不可能。
要理解这部法案的分量，必须回到27年前。法轮功于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长春公开传出，以“真、善、忍”为根本原则，是一套性命双修的佛家修炼功法。法轮功不收费，不设组织，主要靠学员义务教功，在短短几年间传遍全国。
根据中共内部曾经的估计，当时修炼法轮功的人数约一亿人，遍及大学教授、科研人员、军人和政府官员。
1999年4月，天津发生抓捕法轮功学员事件。4月25日，上万名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要求放人，全程安静有序，问题初步处理后自行散去。然而江泽民把这次上访视为对其权力的挑战。
7月20日，全国大抓捕开始，所有媒体铺天盖地抹黑法轮功。江泽民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并下达“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密令。为什么一个自称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政党，会对一群炼功打坐的人如此恐惧？
答案要从共产主义的根源去找。马克思把宗教称为“人民的鸦片”；列宁建政后，拆毁教堂，屠杀神职人员；毛泽东的名言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共产主义从诞生起，就是一套以仇恨为动力，以谎言为外衣，以暴力为手段的意识形态，它要摧毁的，首先是人对神的信仰，是人心中那把衡量善恶的尺。
中共建政以后，从土改、镇反、反右，到大饥荒、文革、六四，每一场运动都在制造敌人，每一场运动都在摧毁传统道德。它的生存逻辑是“假、恶、斗”。而法轮功所弘扬的“真、善、忍”，恰恰是它的反面。
一个靠谎言维系的政权，容不下“真”；一个靠仇恨动员的政权，容不下“善”；一个以斗争为生命的政权，容不下“忍”。当七千万人选择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再把共产党当作唯一的精神依靠，这个政权就感到了根本性的威胁。
所以，这场镇压不是一次政策失误，而是共产邪灵的本性使然。
2006年3月，一名化名“安妮”的女士公开指证：她的前夫是沈阳苏家屯一家医院的医生，医院地下关押了大批法轮功学员，她的前夫曾参与摘取学员的眼角膜，被摘取器官的人，遗体直接送进焚化炉。
同年7月，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David Kilgour）与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发表独立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2019年6月，由曾起诉南斯拉夫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主持的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宣判：中共长期大规模强摘良心犯器官，罪证确凿，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器官来源。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在其声明中披露，二十多年来，该组织发表413篇调查报告，取得866份第一手录音证据，4000多份资料证据，其中66份录音来自加害者本人及直接知情者。被调查，被指证者包括张高丽、李长春、张德江、周永康、曾庆红五名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以及郭伯雄、薄熙来、梁光烈、白书忠等军政高官；另有41家器官移植医院的45名院长、主任和主刀医生，在电话录音中直接涉及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据追查国际公布的录音，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被问及此事时称是周永康具体负责；白书忠则说，当时是江主席下令。
中国器官移植业在2000年前后出现爆炸式增长，短短几年从小规模行业，跃升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可是医院可以添设备，培养医生，却无法凭空变出器官。当时中国没有成熟的公民捐献体系，那么突然增加的成千上万颗心脏、肝脏和肾脏，从何而来？
时间上的重合令人震惊。1999年以后，大批上访学员被抓，其中很多人为了不连累家人，拒报姓名，成为没有身份、没有家属追查的在押人员。大量学员在监狱和劳教所被强制抽血，检查器官，却从未接受治疗。
数字的对比更加刺眼。中国官方公布的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不到740万，美国登记捐献者则超过1.7亿。美国患者等一个肾脏，往往要两三年；中国一些医院却宣称，一两周就能配到器官，有的甚至几天就能安排手术。捐献登记人数少了二十多倍，患者的等待时间却从以年计，缩短到以天计。
这说明背后很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捐献体系，而是一个已经验血配型的活人器官库。不是病人在等器官，而是医院按病人的需要去挑选一个人。
更可怕的是，这部杀人机器一旦形成，就很难自己停下。医院建起来了，医生培养出来了，庞大的利益链形成了。近年中国不断传出青少年离奇失踪的案例，虽然无法证明失踪者遭遇了活摘，但器官来源不透明，失踪人口数据不公开，医院又能极速配型，这些现象同时存在，让整个中国社会陷入恐惧。最初的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最后受威胁的，可能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
国际社会已开始行动。以色列停止为不符合伦理的海外器官移植提供保险给付；台湾修法要求申报境外移植的所在国家、医院和器官来源，并惩处非法中介；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等国也陆续立法，打击器官贩运和移植旅游。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政权如此系统，如此长久地，把活人变成可以出售的器官库。这已不是普通的政治迫害，而是对人类良知与文明底线的全面突破。
发动镇压的元凶江泽民于2022年11月30日去世。但迫害并没有随之结束。
据明慧网统计，截至2026年6月，已核实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5359人。由于信息严密封锁，真实数字可能远高于此。
今年4月15日，武汉学员王友梅与另外16名学员一同被捕，这是她第五次被抓；6月10日，武汉63岁退休公务员胡尚秀被警察带走，不到24小时便于拘禁期间死亡；山东东营学员周德勇2021年被捕，被判刑8年，至今仍在狱中。
更值得警惕的是今年8月中共的动作。8月11日至16日，央视在黄金时段播出12集纪录片《江泽民》，其中第七集《风云本色》罕见地详细重现了1999年镇压法轮功的决策过程，首次公开江泽民4月25日当晚写给政治局常委的信，并引用原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王茂林的采访画面，将镇压定性为“挽救了中共”。
8月17日，中共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江泽民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约6000人出席，共同支持了对江泽民的肯定。这说明，迫害的延续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而是这个党已经与这场罪恶绑在一起。一旦停止，就等于承认犯下了反人类罪。它不敢停，也停不下来。
2026年7月1日，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生效。这部法律首次以国内法明文将境外组织与个人纳入处罚范围。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妮娜‧谢伊（Nina Shea）指出，依其域外管辖条款，9月24日的华府集会在中共眼中可能就是“违法”的。
这部法律上路前后，暴力接连发生。今年2月至6月，五名退党义工在伦敦、纽约法拉盛、洛杉矶、韩国济州岛遭袭击；9月22日，多伦多中领馆外，一名男子破坏法轮功展板，扬言要“枪毙”学员，学员Lina Li下巴被划伤流血；9月24日，华府街头的辛勤遭扑倒撕咬。
这套手法由来已久。2026年5月13日，纽约东区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卢建旺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罪名成立。他在曼哈顿开设海外警察站；早在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他就奉命动员人员到华府对付法轮功集会，事后获公安部官员颁发牌匾。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调查，中共在全球53国设立至少102个海外警察站。2024年，洛杉矶亲共“侨领”陈军、林峰二人认罪，他们曾企图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剥夺神韵艺术团的免税地位。据追查国际称，中共内部甚至提出，要“利用美国的法律，打倒美国”。
共产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今天的海外化身为侨团渗透、街头暴力和法律战。当一个外国政权宣称对美国街头的抗议者拥有“管辖权”，被侵犯的就不只是受害者的身体，而是美国的主权，以及文明社会赖以存在的共同准则。
美国联邦参议院全票通过的S.4009《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其直接反对与制裁的对象虽是活摘器官与非法器官交易行为，但它传递的信号清楚无比：在中国迫害信仰的人，将被点名，被拒发签证，被冻结资产，不能一边作恶，一边到自由世界享受自由。
美国两党为何能在这个议题上高度一致？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在英国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来到新大陆。1636年，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因主张良心自由被驱逐，创建了罗得岛。1776年，《独立宣言》宣告人的权利来自造物主。1786年，杰佛逊起草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通过，他晚年的墓志铭不写总统身份，却写上这部法令。1791年，第一修正案把信仰自由列为权利之首。
华盛顿总统在1790年致罗得岛犹太会堂的信中说，美国政府对偏执不予认可，对迫害不予协助。一个由信仰难民建立的国家，看到今天有人因信仰“真善忍”而被摘取器官，不可能袖手旁观。
而在中华传统里，同样有一条敬天信神的长河。儒家讲天命，道家讲道法自然，佛家讲因果，共同塑造了“善恶有报”的道德观。盛唐时，玄奘译经获朝廷全力支持；景教传道士也受礼遇并允许其在长安兴建大秦寺（教堂）并传教，公元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至今犹存。
历史上也有迫害信仰的帝王，史称“三武一宗”灭佛。结果北魏太武帝后被宦官所杀，北周武帝36岁病逝，唐武宗33岁而亡，后周世宗39岁病故。百姓视之为报应。
今天，这句老话正在中国一件件应验。据明慧网统计，1999年7月至2026年6月，全国“610办公室”人员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者共4027人，其中552人连累923名亲友。
主管镇压的周永康2015年被判无期徒刑；前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被判刑15年；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高以忱2025年6月被查，2026年1月被移送起诉。曾在锦州设立“现场心脑综合研究中心”的王立军，2012年逃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最终被判刑15年。
9月24日，华盛顿特区美国海军纪念广场上，300多名法轮功学员与二十多位美国政要和人权领袖同台发声。
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Pat Ryan）直言，习近平身处美国领土，是对美国价值观的侮辱，并称其为人权问题上的头号恶棍。他强调，保护法轮功是两党共识。
川普第一任期的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Robert Destro）提出两个深刻观点：其一，“真善忍”不只是人与人相处之道，更是国与国共处之道，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其二，法轮功是真正看清中共本质的群体，在美中问题上具有特殊重要性。他并强调，中国不是敌人，中共才是寄生在中国身上的问题。
妮娜‧谢伊揭露，神韵在美国收到过310次死亡威胁。维权人士陈光诚说，中共的跨国镇压已形同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活摘器官幸存者程佩明讲述自己部分肺和肝被中共强行摘除，留下35公分的疤痕，痛苦伴随了25年。华盛顿DC会计师、法轮功学员周瑰为第五次被捕的母亲王友梅呼救，并直接呼吁参院推动S.4009法案。
四天之后，参议院通过了这部法案。
就在习近平离开华府当晚，川普在X平台贴出一段反共影片，强调“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共产国家”，白宫官方账号在38分钟后转发。
对海外华人而言，这已不只是政治口号。美国移民法第212(a)(3)(D)条规定，共产党员原则上不准入境或移民。
明慧网曾刊载，纽约一位为难民申请人担任翻译的王女士发现，移民官竟以《九评共产党》为题考问申请人，问《九评》有哪几评，以及具体内容。移民官真正想知道的，是申请人今天站在哪一边。
今年，51岁的中国男子林凡林在签证申请上隐瞒服兵役，武器训练和党员身份，7月1日在檀香山入境时被拦下，手机里被查出解放军退役证明，他曾任陆军中校。他目前面临联邦刑事指控，检方要求不准保释，最高可判十年。
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选择。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公布，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的人数已超过4亿6600万，目前每天仍有约3万至5万人办理“三退”。
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并非为了报复中共。法轮功学员相信“善恶有报”，而报应最终会落到组成这个组织的具体人身上；中国人加入党、团、队时都曾举手宣誓把生命献给它，“三退”就是从内心否定这个誓言，与它划清界限。
在中国大陆，无数“三退”义工冒着被抓捕判刑的危险，面对面讲述真相，不取分文。至今超过4.6亿中国人选择“三退”，这是一场没有暴力的精神觉醒。
共产主义在人间肆虐一百多年，它最终的目的，是要摧毁人的信仰，败坏人的道德，让人背离神，走向毁灭。它可以收买打手，可以把“境外管辖”写进法律，可以把活人变成器官库，但它无法阻止亿万人在心里与它切割。
2026年秋天，华府街头那个被扑倒却不还手的身影，参议院里无人反对的一致同意，4.6亿份退党声明，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远离中共，是自保；揭露中共，是责任；支持中国人的觉醒，是对人类未来的守护。
权力会过去，政权会更替，但每一个人在善恶面前的选择，将永远留在历史之中。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责任编辑：晟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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