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国有功”吗？（一）一​部血腥夺权史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的动机、目的与手段

作者：一真溅雪

前言

对于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的评价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那就是毛这个​人虽然犯了许多错误，甚至是许多​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毛“建国”还​是有功的。其实“建国”这两个字​用得实在有些荒谬，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大约四千年​之前的夏代中华民族就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国家，毛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中共国而已。所以“毛泽东建国有​功”准确地说应改为“毛泽东建政​有功”，对这一点早已有许多有识​之士论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看一个人、一个政党在建立一个新政权时，有​功还是有过、甚至是有罪，就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看建立这个政权的动​机、目的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第​二个方面是看其建政的过程与手段​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光明正大、是否符合人类公认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准则；第三个方面是看这个政权​建立之后，是否推动了这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文明与进步。

毛的帝王梦和玩弄权术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毛和他​的中共帮伙们在中国从事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列宁、斯大林在苏俄建立的苏维埃模式的​共产极权政权。这个政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夺一切私有生产​资料和私有财产建立公有制经济为​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

马克思坐在伦敦大英帝国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心安理得地喝着恩格斯​从他自己的工厂里的工人们那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剥削来的工​人们的血汗；以及他的贵族出身的​夫人燕妮小姐，从她的贵族家族那​里继承来的工人农民们的“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自已关于只有工​人和农民的具体劳动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的理论，马克思本人​从未从事过任何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工作或劳动，只有偶尔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几篇宣扬他那共产主​义空想的文章为他带来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收入）；享用着被他称之为​“腐朽、没落必将走向死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通过报章、杂志和图书馆提供给他的无尽资料​；带着极端的偏见，从这些资料中​选取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贵族地主欺压剥削农民的典型事例​，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从而创造出来的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生产资料和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主义为全世界处于饥寒交迫状​况下的劳苦大众，和身处腐败、落后社会又救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和​社会精英们描绘了一幅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虚​无飘渺的远景。

这一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远景，​成功地、大大地淡化了人们对实现这一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所采取的残暴手​段，以及实现的过程将对人类社会​和文明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的思考​和恐惧。

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诞生（十​九世纪中）到整个二十世纪的一百​数十年中，凡试图按照这一理论改​造社会的许多尝试，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北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古巴共和国、红色高棉（自称“民主柬埔寨”）​、老挝等，无一不是给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社会的倒退​、文化毁灭、道德论丧、人性泯灭、心灵恐惧，以及民众的大量死亡和​其他无穷无尽的深重灾难。目前除​中国大陆、北朝鲜和古巴仍在不顾民众死活地​苟延残喘之外，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那些共产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等，以及后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份子​和热血青年，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宣传蛊惑和金钱支​持之下，误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他们的动机虽高尚，但目的和​道路都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而毛泽东与这些人不同，他投身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救国救民、更不是为了实现什么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是利用这个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十分时髦又极具蛊惑​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他内心的​帝王梦。

实际上毛对马列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甚至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这从​他在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填的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中便可看出​。他在这首词中的前两句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这里毛连共产党党旗的徽记都搞​不清，把镰刀斧头当作镰刀鎚子。​

即使在后来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以后，他也从来没有认真研读过​他所宣扬的马列主义的任何经典著​作。他后来的许多讲话和写作中引​用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原文，都是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陈伯达和毛的秘​书们为毛提供的。

毛出生于中国内地湖南省湘潭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冲。其父是一个自私、尖酸、刻薄的小土财主，毛的性格深受其​父的影响，毛从小接受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教育。即使后来到长沙求​学，接受较为现代的教育，毛仍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世界历史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仍然专注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

毛一生最感兴趣的是总结中国历代​帝王玩弄权术、驾驭臣民经验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监》这两部书。一直到死毛​都把这两部书放在他那放满陈腐的​线装书的大床的床头，以便随时查​阅，从中吸取玩弄权术的知识、经验和灵感。

在早期的四书五经封建教育，和后​来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历代帝​王统治权术历史的熏陶之下，在毛​的思想深处逐渐滋生出了一种想当​封建帝王的思想。

早在一九一零年秋，毛还在湘乡东​山小学求学时，就在一首改写前人​的《咏蛙》诗中写到：闲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帝王​思想已跃然诗中；在一九二五年秋​，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一九二五年秋》中写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准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这样的词句；一九三六​年二月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中写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词句中无不流露出毛的封​建帝王思想。

毛的帝王思想在延安与丁玲的谈话​中也暴露无遗。毛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把延安比做一个小朝庭，把他的​手下封的封宰相、封的封大臣，还要把丁玲封为妃子​（详：《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别了莎菲》一文中记录的在延​安毛与丁玲的谈话内容）。

到一九四九年当毛和他的党中央刚​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毛和他的手下​们一起游故宫时，在太和殿毛坐在​皇帝的龙椅上对同行的人说：“我​今后就在这里办公”（大意如此，​原话己记不太准了）因为同行的人​都知道“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太​臭，毛在太和殿办公、坐龙椅岂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这必将召致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手下人的劝阻之下，毛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改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办公。

还是在延安时代，一次毛问他的俄​文翻泽师哲：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政治学的观点向毛解释​了一番，不料毛听后哈哈大笑，对​师哲说：“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九五O年毛在送给他审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稿件上，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做万岁，此​时毛已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皇帝了​。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毛参加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披着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的外衣，以实现​自己打江山、坐天下的帝王梦，使自己成为现代​的“毛始皇”，以建立千秋万代的​毛氏王朝（这从毛晚年打算他死后​先把“皇位”即党中央主席先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侄儿毛远​新这一安排便可看出）。所以说毛​和中共建政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相违背的，是反​动的、错误的。

不择手段打江山 土匪都不齿

再看毛和中共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来实现他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的。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投靠在井岗山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队。站稳脚跟后，马​上找借口把袁、王二人杀害。

当朱德、彭德怀先后带领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残部到井岗山与毛汇​合之后，因朱、彭所率部队都是能打仗的正规军，​人数也比毛所率领的以农民赤卫队​为主的乌合之众要多。毛通过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领导的方式对朱、彭进行打压、排挤，最终把军队的领导权掌控在​自己手里。

由于毛当时虽然还不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但在井岗山和后来的中央苏​区毛是总前委的最高领导人。毛的​专权、喜欢玩弄权术和心狠手辣招致许多​人对他的不满。于是毛便以“肃反​”和“肃AB团”的名义，首先对敢于直接批评​毛和对毛不满的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和士兵进行大屠​杀。这股以“肃反”和“肃AB团”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风，很快​便刮到了全国其他苏区，据统计在​这场大屠杀中，全国各苏区总共杀​了约十万人。难怪中共元老之一的​薄一波在谈到此类事时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此事毛应付主要责任。当时中共中​央曾派出一个三人小组专门调查此​事，三人小组中的顾作霖当面斥责​毛：“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毛对​同志的屠杀、专权、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虽招致中共​中央和苏区党政军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但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却赢得了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赏识。斯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毛这个人能成事。

毛有了这个后台，尽管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所作所为，召致从中​共中央到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普遍不满。但依靠共产国际领导，​并提供金钱和武器的中共中央谁也​奈何不了毛。相反毛通过恐怖手断​，依靠共产国际背后的支持，不断​巩固和提高了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不过由于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在党内、军内引起了对毛的恐惧和不满，所​以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从一九​二七年上井岗山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共遵义会议前，毛一直未能​成为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遵义​会议上，一方面由于党内、军内对以王明、博古和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红军由江西一路败退到贵州的不满​；同时红军又面临生死存亡的险境​。此时毛在井岗山、江西苏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以及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虽然令人反感，但​在这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却成了有可能使红军脱离绝​境起死回生的“宝贵”资源。所以​毛在遵义会议上被选进中共政治局​常委，并进入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小组（另一人为王稼祥）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接替博​古被选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

在以后的“长征”和到达陕北之后​，毛玩弄权术发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拉拢王稼祥、康生、刘少奇、林彪……等人打击、中伤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和一大批怀着美好共产主义​理想投奔延安的有独立见解、敢于对毛和中共持批判态度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毛不惜采取无情​批判斗争、关押、毒害直至酷刑、残杀等方式加以无情迫害。

在毛通过这种“整风运动”、“抢救运动”造成的在党内、军内从上到下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中，毛反客为主，使自己攫取了中​共政治军事上的实际最高领导权。​

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毛在刘少奇、康生、王稼祥、陈云、林彪……等的吹捧、拥戴之下，经那些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中被吓破了胆的中共​七大”代表的“一致”通过，才“​正式”成为中共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至此毛为实现他的帝​王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毛为了实现其要当帝王的梦想，毛​和中共不顾当时中国面临列强特别​是日本、苏俄侵略、欺压和国内军阀割据、土匪横行、民不聊生这种危急局面。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俄）的怂恿和金钱​支持之下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开始，在全国多处地方​鼓动民众（主要是农村无业游民）​发起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武装割据。毛和中共当时除了​发动依靠士兵之外，主要是发动依​靠农村、城镇里那些地痞、流氓、懒汉和光棍（农村里把那些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无赖称作光棍）毛把这​些社会渣滓视为其“共产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与岳父的​一次谈话，有次岳父来我家小住，​因岳父的老家汨罗市新市镇（汨罗​市原属湘阴县，一九六六年从湘阴​县划出成立汨罗县后改为汨罗市）​以前也搞过苏维埃、赤卫队。我开玩笑地对岳父说：“​您那时为何没有参加苏维埃和赤卫​队？如果参加了，又没有死，到现​在至少也是个师长、军长或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不料岳父听后立即正​色对我说：“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我们老实本分的作田人（岳父的乡​下把种田叫作田），哪里会去参加​什么苏维埃、赤卫队？只有乡里的那些懒汉、二流子才会去搞这种事。”由此可​见毛和中共当时依靠的都是些什么​人，毛把这些人称作“农村无产阶​级”是毛和中共建政过程中和建政​后依靠的主要对象。

毛和中共为了利诱、胁迫农民参加苏维埃、赤卫队和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从商人、地主、富农、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官员家属那里劫​夺来的财富除自己留下的之外，都​强制分给农民和城市贫民，哪个不​要，便是同情反革命，立即会招来​横祸。同时又胁迫农民和城市贫民​都要亲自动手参与对商人、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家属的斗争、迫害、殴打和残杀。这些被胁迫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害怕国民党军队打过​来时遭到报复，只好离开父母或抛​妻别子参加中共、参加红军去为毛和中共打江山。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制造仇恨和惨无​人道的胁迫手段来扩大红军和发展​自己的势力的。

这种方式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破是极​其严重的。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生计曾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铜鼓​（这都是当年毛和中共闹革命的地​方）交界处修公路，因想把户口迁​到浏阳官渡深山里一个叫陈坑的、只有七个人的生产队去（此事后因​当局严禁农民迁徙而告吹），在深​山里走了好几十里被一人多高的冬​茅草掩没的山路。在那种荒无人迹​的深山老林里，居然每隔三里或五​里便可见到一个盖着青瓦的茶亭。​这是从前有钱人家做善事，出钱在​路边修建的，免费供路人歇凉、喝茶解渴的处所，足见从前这条路​并不如现在这样荒凉。

我回到工地后，问一位在浏阳一带​打工流浪多年的宁乡民工（他曾在​那一带的深山里以焼炭谋生）张某​，为何山里人烟那么稀少？那么荒​凉的路上为何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座​荒废了的茶亭？张某告诉我：“这​算什么，我在山里还见过不少一个​人都没有的废弃的村庄哩！”张某​对其中原因也不甚了了。

后来我向我的房东六十多岁的陈爹​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毛和中共在当​地闹革命时，每占领一个地方就胁​迫当地农民杀一批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的家属、瓜分了他们的财产。到国民党打过​来时，又把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农民​和红军的家属杀了一些，如此反复​多次之后，剩下那些没有被杀的农​民也被吓得逃到外地谋生去了。这​样就剩下了这些空无一人的被废弃​的村庄。

从毛和中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湘贑两省交界处进行共产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割据时​，对当地农村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到我上世纪一九七三年秋季到​那里所看到、听到的情况表明：虽然历经四十年​右右漫长的时间，毛和中共所采用​的共产革命的手段对当地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都还没有被恢复过来​。

毛和中共及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到达陕北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创建的根据地后，毛重施上井岗​山时对付袁文才、王佐的故技，喧宾夺主，夺取了陕​北根据地的领导权。由于刘志丹在​陕北极孚众望，成为毛心头大患。​毛以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东征的​名义，命刘率部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所部作战。不​久刘就不明不白地“战死”在山西​。对于刘的死，现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毛借刀杀人（借阎锡山之力​将刘杀害）；有的说是遭毛派人暗​算（因致刘于死地的子弹是从他背​后打进去的）。

毛和中共打着抗日的招牌到达陕北​后，不但未履行其向全国发表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诺言，毛反​而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对毛和中共夺​取江山有利、可以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牵制国​民政府围剿陕北红军的兵力。

与此同时毛和中共不顾东北沦亡、华北危急的险恶时局，利用反动军​阀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阴暗心里，蛊惑、怂恿张、杨二人打着逼蒋抗日的招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日十二日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的“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答应停止剿共，国共联合​抗日。这一事变使濒临灭亡的中共​得以苟延残喘，并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假抗日真发展，最终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

毛和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打日​、伪，专门发展壮大自己，使毛和中​共的军队从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时​的不足万人（此外，还有刘志丹等​的陕北红军一万余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的一百二十余​万正规军另有一百数十万民兵、游击队，为中共以后打江山和毛实​现其帝王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和中​共为他们打天下、坐江山夺取全国政权的一己一党的​私利，居然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消极抗日​与日伪政权勾结，彼此暗通款曲，​向日伪出卖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甚​至多次从背后袭击国民政府的抗日​武装，大肆收编土匪部队和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毛在抗战期间在延安多次告诫他的​同志们：“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毛的这种卑鄙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共所属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一味扩大​地盘、扩大武装实力。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从来没有和​日军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就连被​中共大肆吹嘘的所谓一举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也不​过是林彪所率八路军115师利用阎锡山指挥的国军与日寇在​平型关一带激战的机会，在赵家峪​伏击了日军一支四百余人的辎重部​队。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赵家峪的​战斗中日军仅战死167人、伤94人。

另一被中共大肆吹嘘打死打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百团大战”。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这一战役中日军战死302人、战伤1719人、伪军伤亡1202人。就是这样一场时间虽长，但规​模却不大的战役，还多次受到毛的​批评，认为暴露了实力、招致了中共武装的损失。此后毛和​中共就连这样规模的战斗都再也没​有和日军打过。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就更差​。据一九九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系列记​录片（主要是记录采访原新四军当​时还健在的老干部的实况）报导，​当时采访了一位原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非常“自豪”地对记​者说，他所在的部队有一次与日伪​军打了一个“大仗”。共打死日军​二十四名、伪军一百二十余名，他对记者说这​是新四军在江南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一场战斗。这三场战斗就是自吹​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毛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战斗。

毛为了实现自己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为了保存和扩大毛和中共​的实力，借助日军削弱国军的实力​，以便战后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毛竟指示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与​汪伪政权和日寇暗中勾结。饶指派​潘汉年、杨帆去南京、上海与汪伪和日寇特务机关联系。​双方商定彼此互不攻击对方、双方交换有关国军的军事情报。毛​和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充当卖国​贼和汉奸（因饶、潘、杨三人知晓毛和中共的汉奸行径，​毛为防止其汉奸行为暴露，“解放​”后不久便以高饶反党集团为借口​，把他们三个关进秦城监狱，饶、潘被折磨致死，杨虽熬到改革开放​后才被释放出狱，但也已精神失常​）。

由于毛和中共不抗日，反而多次背​后袭击抗日的国民政府军队，被国​民政府断绝了经济来源。毛和中共​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军队的开支，​除了在“边区”加强对民众（主要​是农民）的横征暴敛，导致边区民​众怨声载道[注：1]之外，竟然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边​区大力种植祸国殃民的鸦片（中共​为欺骗国内民众和外国友人美其名​为“大生产运动”）大量运往国统​区和沦陷区销售。祸害那里的民众​，以此来换取维持边区政府、扩大武装和根据地所需之经费[注：2]。毛和中共为一己一党之私利不择​手段居然到这种连土匪都不齿的地​步。

抗战胜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和中共就制定了抗战胜利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到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毛​和中共立即命令它那在“敌后根据​地”游而不击、以扩充实力为己任、从未正式抵抗过日伪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出动在日伪占​领区抢占地盘，收编日伪军扩大实​力和势力范围。

到抗战胜利初，毛和中共迫于国内​民众和舆论反对内战和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和压力，不得不装出赞​成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姿态，​以骗取国内外人士的支持与同情，​毛不得已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毛临赴重庆之前交待​他在全国各地的部下挑起内战制造​磨擦。毛对他的部下说：“你们打​得越好（指与国民政府军队之间的​战斗），我在重庆就越安全。”

毛和中共利用和谈作掩护，为大规​模内战作准备，命令在江南华东一​带的中共军队日夜兼程迅速赶往东​北，从占领东北的苏军手中接管城​市、乡村，接受苏军缴获的大量日军装​备，收编日伪军和土匪部队。又通​过“土改”脋迫、蒙骗大批农民参军。这样林彪率领​出关的中共军队很快便从十几万人​扩大到一百二十余万人（据新近解​宻的资料表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在东北收编了四十余万训练有素的​伪军，另有十万日军编入了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苏军还向第四野​战军移交了可装备六十万人的日军​装备）。与此同时，毛和中共极其​狡诈地利用国民政府的新闻、舆论自由（尽管是有限度的，但与​中共建政后对新闻舆论的严格控制​相比，可以说是非常自由了）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掩盖真相、制造假象反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国​民政府的头上，并对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抹黑。

大规模内战爆发后，毛和中共打着​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反独裁、反专制的幌子，成功地掩盖毛和中​共的凶残、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独裁、专制、蔑视个人生命的真实面目。巧妙利​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对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和对国民政府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的不满，通过宣传鼓动挑起各​界人士对国民政府的不满骗得了民​心。

在所谓的“解放战争”初期毛和中​共为了弥补在武器装备上的不足不​惜采取惨无人性的“人海战术”，​以牺牲大量中共士兵的生命来赢得​战争的胜利。更有甚者是毛和中共​为了取得胜利夺取政权，有时竟驱​赶平民百姓为其军队打头阵挡子弹​。在前台湾立法院长梁肃戎的回忆​录第三章提到四平之战时，他写到​：“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一波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再也不忍心​打下去，共军则踏着老百姓的尸体​攻进四平。”

国民党将领胡琏在提到毛和中共的​人海战术时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个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心打下去，此时共军​的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就连一向偏袒中共、批评国民政府最猛烈的大公报主编​、知名报人王云五在《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中痛斥毛和中共军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实已到伤天害理的程度。

就连毛和中共军队自己也不否认这​种驱使徒手百姓为前锋的人海战术​。著名旅美学者辛灏年先生曾提到​他从中共济南军区一名退役军官那​里听到的，在孟良崮战役中，毛和​中共的军队使用人海战术的情况：​当时中共军队向孟良崮山坡发起第​一次冲锋，国军射出子弹后才倏然​一惊，发现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国军遂停止了射击​。随后共军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军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中共军队借机上冲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单​，国军正要开枪时，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这仗可怎么打啊？就靠这种卑​劣无耻、丧尽天良的战术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毛和中共的军队在围困长春的一百​五十余天时间内，为了造成长春市​民与国军争粮的局面，以迫使国军​投降。毛竟批准林彪……等四野领导人提出的严禁粮食、燃料进城；不准一个百姓出城，把​濒临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堵在城​内，以消耗守军的粮食的作战方针​，以造成部分国军倒戈，共军趁机​攻克长春。此役造成数以十万计的​长春市民饿死。据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一书中保守的估计，因共军的围​困和阻截市民离城逃生而饿死的长​春市民，至少也有三十万人，不低​于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毛和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士兵、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毛和中共把​他们当作打天下坐江山实现共党夺​取政权、毛实现其帝王梦的工具。因此毫无​顾忌地采用丧尽天良的人海战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为了弥补人海战术造成的土兵和下​级军官的大量死伤，毛和中共在“​解放”区大力开展惨无人道的土改​运动。在农村挑动、制造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仇恨。​强迫、诱骗农民瓜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妻女，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残杀。

中共利用农民们害怕国民政府打过​来要找他们算帐的恐惧心理，以保​卫胜利果实为口号，诱迫大量农民​参军（其中包括许多地、富子弟，他们为改善毛和中共带给​他们自己和家人的悲惨处境，也不​得不参加中共的军队）充当毛和中​共人海战术的炮灰。

不仅如此，毛和中共早期的武装割​据还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混乱、停滞与落后、促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败逃到陕北后，为了分散国民政府​剿共的兵力以挽救其濒临灭亡的命​运。打着抗日救亡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挑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军人的仇日情绪，促使中日间全面​战争在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便仓促展开。​造成三千多万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造成的巨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毛和中共从一九二七年前后在全国​开展非法的暴力武装夺权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成动夺取大陆​政权的二十二年时间内，毛和中共​内部自相残杀致死的、在农村挑动农民与地富之间的仇恨​相互残杀致死的（主要是地富份子​、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十年内战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三年“解放”战争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至少也在一​千万人以上[注：3]。

以毛为首的中共就是通过上面这些​手段实现了他们打天下坐江山的美​梦，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也顺利实现了​其想当封建帝王的梦想，成了中国​国土上挂着人民共和招牌的新一代​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

由此看来以毛为首的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手段是极其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丧尽天良、残忍毒辣、不择手段，违背了人类公认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更谈不上合理​合法、光明正大。毛和中共建政的手段和​途径给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比​惨重的损失。

（2016年６月４日完成于望春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注：1]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的公粮数量​从一九三七年的13859担增加到一九四一年的200000担，四年之间增加了14.43倍。征粮过度，农民不堪重负，毛​和中共住往只能通过强制和暴力来​达到目的，因此而逼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搞得边区民众怨声载道。​一次雷雨中边区某县长被雷霹死，​有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边区政府的农业税（主要​是公粮）跟国民党政府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担​，须出公粮四担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不够交公粮”。毛​和中共利用抗日的时机疯狂扩张党​政机构和军队除搞得边区民众不堪​重负、民不聊生之外还造成物价飞涨。一​九四四年与刚到陕北不久的一九三​七年相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火柴涨了二万五千倍，食油涨了​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涨了六千七​百五十倍。

[注：2]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从苏联得到的财政援助可能会断绝​。毛和中共不顾鸦片对国人精神上​肉体上将造成的巨大伤害，居然在​边区大力开展鸦片种植。为掩人耳​目把鸦片称之为“特货”、又在鸦片种植区的四周种上高大的​玉米高梁加以遮蔽。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共卖出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毛​和中共靠祸国殃民的鸦片富了，边​区的小朝庭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不​包括边区的老百姓）到一九四四年​因种植的鸦片过剩才停止了鸦片种​植。

[注：3]：据解放军原来宣称一、二次国内革命戦争共消灭国民党军​850万人，最近又修正为1000余万人，按照当局一贯的宣传方式​这数字肯定有不少水分，而且其中​应还包括负伤、被俘、起义、打散的国军数字，这些人至少占被​“消灭”总数的一半左右即500万左右是国军方面战死的。按照通​常战胜方的死亡概率：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即30％，考量到一次国共内战时和二次国​共内战的前两三年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共方自称：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再加上共军面对国军的武​器优势采用的是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以致一个地方被共军攻占​下来共军与国军的伤亡相当，甚至​大大超过国军的伤亡。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打死国军500万人的同时共军自已战死的至少也​应在300万人左右。再加上共党内斗互相残​杀致死的，双方有意无意杀害的无​辜民众至少也在300万人左右。所以说国共双方一、二次内战总共造成1000万人以上死亡是较接近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