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作家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被关进精神病院，他质问医生：“您凭什么认为我有病？”“因为您写那些东西。”“我写的都是事实。”“正常人不写那种东西。”布科夫斯基后来被交换到西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可怕的是，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是对的。在他们眼里，我们确实疯了——因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正常的人反而显得不正常。”

母亲讲的每件事都引发我冒出几十个问题。我开始采访其他从上海来的流亡者，他们都是新中国诞生那段动荡时期来到美国的。我很快发现，这些幸存者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一样，有一种熟悉的步调：在同日本的多年残酷战争中经受可怕的痛苦；在崩溃的政府治理之下，过着混乱的生活；躲避革命的人群导致飞机超载以至于无法清出通道，火车挤到人们要紧扒着车厢侧面和车顶；疯狂的人群涌向上船的踏板，导致有人被踩踏致死。幸运逃脱的人都相信，自己乘坐的是最后一班离开上海的轮船、飞机或是火车。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在面对苏俄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此时，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苏俄暴力革命的方式很是警惕，因此很不赞成中国效仿苏俄，他们认为中国如果走苏俄的道路，很可能迎来一场灾难。王国维在给朋友柯绍忞的信中...

这张老照片是我和婆婆、爷爷大约在五八年照的。（网络图片）我这个爷爷其实是后爷爷。亲爷爷在三十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婆婆靠帮人洗衣把我父亲养大。她只有这一个儿子。改嫁后也没有再生育。我这个爷爷叫章祖臣，听说是绍兴人，抗战时期随亨达利钟表行内迁到重庆来的。听婆婆说，他有个女儿嫁给了渔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