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预兆不祥的，是政治气氛早已不​利，有几个董事抨击我的纽约来信​中署年为“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同时因为我国报纸的登载，说我曾​经说来新加坡是要建立一个“反共​”大学，而使我受到严厉的批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当时是说要​建立一个自由大学，一个人们能够​自己思索，对政治问题自由决定其​主张的大学。 同时，共产党支持下的新加坡小报​也开始对我展开诡谲的攻击。小报​是不定期出版的中文报纸，英国政​府对于它是只要不涉及到马来亚的​战争，就容忍其存在。该报骂我浪​费南洋大学的经费，骂我是美国的​特务人员，并且说我英文都不通。​ 至去年十二月时，情况已经显明，​这许多阻挠与中伤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北平已经意识到南洋大学在一​个它所不能控制的人的主持之下，​可能成为一支自由的力量，所以在​我抵达新加坡之后不及两个月，北​平即已颁下命令必须搞走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