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良勇:邪恶共振制造“大饿杀”
笔者前一篇文章《邪恶共振——暴君、极权制度与群体之恶的相互放大》对“邪恶共振”作了定义和分析。所谓邪恶共振,是指暴君、极权制度、官僚体系、宣传机器以及被动员的社会力量彼此刺激、彼此强化,使暴君的错误、野心和恶念经过制度放大,最终演变为整个国家的大规模灾难。本文进一步以这一分析框架考察1958年至1962年中国大饥荒形成、扩大和延续的政治机制。邪恶共振不仅可以通过枪支、监狱、刑场和群众运动直接杀人,也可以通过粮食征购、户籍封锁、迁徙控制、信息封锁和基层强制,系统性剥夺人民维持生命和逃离死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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