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作家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被关进精神病院，他质问医生：“您凭什么认为我有病？”“因为您写那些东西。”“我写的都是事实。”“正常人不写那种东西。”布科夫斯基后来被交换到西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可怕的是，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是对的。在他们眼里，我们确实疯了——因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正常的人反而显得不正常。”

母亲讲的每件事都引发我冒出几十个问题。我开始采访其他从上海来的流亡者，他们都是新中国诞生那段动荡时期来到美国的。我很快发现，这些幸存者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一样，有一种熟悉的步调：在同日本的多年残酷战争中经受可怕的痛苦；在崩溃的政府治理之下，过着混乱的生活；躲避革命的人群导致飞机超载以至于无法清出通道，火车挤到人们要紧扒着车厢侧面和车顶；疯狂的人群涌向上船的踏板，导致有人被踩踏致死。幸运逃脱的人都相信，自己乘坐的是最后一班离开上海的轮船、飞机或是火车。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在面对苏俄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此时，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苏俄暴力革命的方式很是警惕，因此很不赞成中国效仿苏俄，他们认为中国如果走苏俄的道路，很可能迎来一场灾难。王国维在给朋友柯绍忞的信中...

这张老照片是我和婆婆、爷爷大约在五八年照的。（网络图片）我这个爷爷其实是后爷爷。亲爷爷在三十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婆婆靠帮人洗衣把我父亲养大。她只有这一个儿子。改嫁后也没有再生育。我这个爷爷叫章祖臣，听说是绍兴人，抗战时期随亨达利钟表行内迁到重庆来的。听婆婆说，他有个女儿嫁给了渔民...

臭老九突然成为通天片导演对我来说，在1976年奉命为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主席拍摄内片，完全出乎意料。当时，我正处于赋闲状态。1976年5月初，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内片摄制组。已经复职的上海科教电影厂厂长洪林以及派驻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找我谈话，突然宣布我被任命为上海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