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公共财政对底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保障的长期缺位;另一方面,又是对民间自发形成的、有助于缓解这种生存困境的救赎途径的严厉封杀。两者的叠加,最终将许多绝境中的底层民众,特别是中国农民,推向了更深的无望之渊。一个挖空自家地基的国家,即便被称为“盛世”,那也是一个共产权贵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盛世,绝不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几亿农民)的盛世。
在自媒体上,有一种说法追随者众多,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盛世”,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业发达、高铁便利、科技跃升等等。客观地说,的确是这样,在城市里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和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区别,甚至西方还依赖中国廉价的、各式各样的工业品。而城市的高光和现代化,并不等于底层全体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两者之间存在被长期忽视的巨大“盲区”。
“农民工”这个词在中国人听来再自然不过,几十年大进大出的工业化进程中,数亿农民进城打工被视为理所当然。普通人很少去反思:为什么其他现代国家没有“农民工”这个身份?为什么同样是产业工人和建设者,中国“农民工”却被长期排除在城市社保、正规退休福利之外?
西方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本质上是“(中共)体制减少了对人民的束缚”,允许私有产权、引入了市场机制(加入WTO)、释放了数亿廉价且勤劳的“农民工”劳动力红利,才爆发了生产力。中共在宣传中,却将中国人民通过汗水取得的财富积累,包装成唯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的“盛世”。中共自诩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和代表。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却对“中共不等于中国”有着日益清晰的强调。
“世界工厂”是谁在维护?
中共国被称“世界工厂”,主角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被党称为“农民工”,而“农民工”是中共制造出来的。遍及全中国各地的大小工厂,里面劳作的工人,有多少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
工人拥有正常的福利、退休保障,但在中国,有正常福利和退休保障的“工人”只是少数。大量的、生产线上的劳作者是什么人呢?就是中国农民。他们被称“外包工”、“临时工”,没有正常的福利、退休保障。据中共官方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3.0115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高达1.68亿人。这是一个残酷的数字,为什么?是资金使用优先级问题。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他们只是工种不同,没有根本差别。比如台湾农民,他们像市民一样,退休之后,台湾农民每月退休金811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688元),而大陆退休农民呢?是每月163元人民币(约合新台币730元),只相当于台湾的9.6%,基本生活也不够。
在一个人遇到大的疾病或灾难时,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出发,一个平安的社会应给弱势无能者提供最起码的、最基本的生命、生存保障。比如身患癌症的老人,不用说已开发国家,就是一般国家,也有不让老人因治癌而倾家荡产的公共因应方案。
以台湾为例,农民罹患癌症等30类“重大伤病”,全面豁免;而普通人住院设“个人自付上限”,个人全年住院自付累计超过约6.5万至7万新台币(约合1.5万元人民币)之后,由政府买单,这样能让患者不会因患重病而花光家财,人生从此凋零。但是,在中共自称的“历史上最好的盛世”,中国农民在患癌时是什么境遇呢?能报销仅是“医保目录内”一部分,“医保目录”外的“自费药”无上限,用多少缴多少钱,报销不了。
也就是说,台湾健保对大病设有重大伤病免除,及年度自付费上限;而在中国大陆,自费药的深渊让无数普通家庭因病致贫、背负巨债。许多中国农民在天价账单面前,最终只能无奈选择放弃治疗。
触目惊心:“三个最可靠的儿子”
是中国大陆人口多、钱不够吗?
中共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经济收入20万亿元左右,但在财政支出的优先序上,维稳费、军事预算以及在海外“一带一路”和各类对外援助上的投入,动辄数万亿或数百亿美元。如果基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由中央财政全面兜底,免除核心农村人口的大病住院个人自付部分——即便按每人每年追加1000元的“大病自费专项救助”计算,面向2亿核心农业人口也仅需每年2000亿元。这仅仅占到20万亿总收入的百分之一。
从任何一个宏大项目中稍微“挤一挤”,这笔钱都能落到实处。然而,这百分之一的制度性温情,至今在中国依然理所当然地缺席。
据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历时6年,深入湖北、山东、江苏等11个省份实地考察,发表《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部分农村地区,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这种严峻的社会学实地调查数据,打破了刻意粉饰的乡村田园牧歌式想象,直面老龄化浪潮下中国农村制度性失养的极端困境。
在调研中发现,某地农村流传一段话:“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在他们眼里,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一个湖北网友发帖称,“我们村里大部分老人都是喝药走的。”“我奶奶、我表弟爷爷、对门的奶奶、斜对门的奶奶、邻居的爷爷……他们很多都是这样走的。”因为他们活不起。中国农民平静地走向自杀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被学术界形容为“触目惊心”。
为什么政府手里很有钱的国家,却不解决占几亿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和医疗问题呢?中共1949年篡政,中国农民从1950年代就沦落为二等公民,一直是这样,“打土豪、分田地”只是利用农民夺取政权的手段和宣传。
在共产主义看来,人是动物,是生产工具,命如蝼蚁。有人说现在不是有“扶贫”吗?是有,那是老少边穷地区(指“革命老区”等),有严格区分。但是,正是被定义在贫穷线以外的正常的农村(湖北、河南、山东等),面临着留守老人无生存条件、传统孝道瓦解、大病无公共兜底等等。
这些问题很日常化,常被称为“弹性”的社会问题,而实际上却是威胁农村老人生命的“刚性”因素。中共却以历史遗留问题、城乡二元体制等等借口,长期漠视农村老人生命。
在二战时期,即便是法西斯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也将本国农民视为“血与土”的政权基石,为其提供了免受资本剥夺的土地保障和基本的社会福利底线。可是,在共产党那里,人道主义却遭到彻底的唾弃。
他们自救的生路为何被剥夺?
当数以亿计的底层民众面临着“病无所医、老无所养”,甚至被逼入绝境时,如果有一种不花国家一分钱、且在实践中被许多人认为能有效改善身心健康的传统修炼方式出现,为何非但没有获得宽容与鼓励,反而招致了长达数十年的严厉镇压?要理解这一现象,往往需要跳出单纯的医疗或经济逻辑,从社会控制、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去审视。
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党国不仅掌控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还试图建立对民众精神世界和组织形式的绝对控制。
在中国,一些农村老人自发锻炼,不花国家一分钱,使身体获得健康,却遭到中共的残酷打压。例如,吉林的王亚芹,2004年因左肺出现3.3×3.5cm的肿瘤,五次化疗无效,癌细胞已发生转移。回到农村姐姐家,偶然从邻居处听到法轮功修炼,她抱试试看的想法,开始修炼。仅仅一周,她的身体出现奇迹般好转:能下地走路,不再需要人照顾。一个月后,癌症彻底消失。村里所有人都亲眼见证了她的康复。但一个月后,中共警察抓捕了王亚芹,不准她修炼。王亚芹坚持信仰,对警察讲真相。2020年她又一次被中共绑架,被非法判刑五年半。
在中共治下,追随真善忍、既利己又有益于家庭和社会的法轮功学员,却被残酷迫害27年,迫害至今仍在持续。据明慧网统计报导,2026年上半年获知,遭中共非法判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79人,其中142名是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占51%;其中包括60至69岁77人,70至79岁50人,80至89岁的14人,90岁以上的1人。
在明慧网的报导中,每天可看到若干例修炼者因炼功而获得身心健康;从1999年1月1日,至今27年,每日如此。在明慧网搜索栏以关键词“法轮功学员病好”,可搜得“73989”条,排除重复等情况,有效率极高。中共不愿养的老年人,没有为大病兜底的医药制度、没有养老金,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绝处逢生,那不是天大的好事吗?为什么非要迫害?
一方面是公共财政对底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保障的长期缺位;另一方面,又是对民间自发形成的、有助于缓解这种生存困境的救赎途径的严厉封杀。两者的叠加,最终将许多绝境中的底层民众,特别是中国农民,推向了更深的无望之渊。一个挖空自家地基的国家,即便被称为“盛世”,那也是一个共产权贵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盛世,绝不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几亿农民)的盛世。
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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